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文化的流动与封闭、延续与断裂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迈克·罗兰教授从宏观的跨区域文明视野出发,讨论了"文化区"、迁徙与流动、民族学与社会学在文化/文明认知角度上的差异,并以"深度历史"和"长时段文化"的观念,对亚马逊、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人口、生态和物质文化进行了探讨,对欧洲殖民势力侵入非洲之前的中非和西非的王权和世界观作了精辟的分析.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中古英国政府对地方特权的政策初探

众多贵族特权领地的存在是中古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表现,但这种自治的性质需要重新评价。几个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特权领地都是特定军事、宗教或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特区”,不足以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局;大量由教俗贵族管辖的所谓“私有”百户区的存在,是王权封赏的结果,也是在中央官僚体制不发达的情况下采用委托治理方式的体现,并不是以牺牲王权为前提自发形成的。随着12世纪以后英国王权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地方特权受到严格制约,其滥用被有效遏制,王权还不断尝试突破既有的特权,使地方自治的实践日益成为王国统一政府体系的有机成分。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对西、葡开辟新航路的再认识

文章从封建主义的恶性贪欲、天主教徒的宗教任命、封建王权的积极支持,西葡良好的政治伙伴关系以及优越的航海条件等方面,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资本主义相对欠发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开辟新航路的原因和条件,并分析论证了西葡开辟新航路的封建主义性质。     

刘泽华与“王权主义”理论建构

王权主义理论是著名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治学理念。这一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论证,历经十余年,到80年代末正式提出,而后又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充实、提升,逐渐形成一个集权力系统、社会结构、观念体系于一体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理论从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反思入手,以人性论、历史观、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为理论渊源,以阴阳组合结构为内在构成,通过揭示君尊臣卑、天道圣王四合一等思维定式,以及利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等方法,而不断趋于完善,具有重史料依据、跨学科认知、重现实关怀、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等特点。刘泽华先生提出王权支配社会命题,意在对王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倡导走出王权主义。     

“文学”中发现“历史”：《苏美尔王表》与神王时代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改变文学虚构、历史真实的二元对立思维,有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大传统,能够更加主动地探索人类文化现象和文明起源,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主观建构性。苏美尔是迄今已知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王表》既有文学的线索,也有史料的价值。通过看似夸张的记录,表明了早期文明起源过程中,王权神授、争夺王权与神化国王的现实,并具有文化传承上的心理真实的意义。文学中可以发现历史,这是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     

法王亨利四世宽严相济的安邦方略

1601-1606年间,法国波旁王朝多次出现传统封建贵族密谋分裂活动,严重威胁王权。亨利四世以信任与宽大处理为名,要求主谋者赴巴黎最高法院申辩认罪,同时彻底追查镇压密谋活动参与者,强调忠顺意识,最终取得成功。在当时传统封建贵族势力依旧强大、宗教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宽严相济是亨利四世采取的一种安邦方略,有效解除了王国可能再度分裂的威胁且强化王权,巩固了新建波旁王朝的统治,对于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的多元与冲突——兼析《弘明集》、《广弘明集》中的三教关系

本文以中国佛教史上两部最重要的论辩资料汇编《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讨论重点,从形神关系与因果报应、佛教与道教的冲突、佛教与王权的冲突诸角度,探讨了佛教在中国化的历程中,与本土文化所发生的种种磨合与激荡,揭示出外来文化的输入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