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代王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商代初步建立了专制主义王权。商王权对中央政府和王畿内的贵族官僚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贵族官僚对王权却没有制约的权力。商王权在诸侯国里虽然受到了限制，但王权对诸侯国的土地甚至对诸侯的人身（ 在入朝做官时） 都有任意处置之权。专制王权是在征服战争中产生的，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论托勒密王朝宗教秩序的建立

托勒密王朝是希腊马其顿人对埃及进行军事征服的产物.统治者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增强各族臣民对托勒密王朝的认同感,缓和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针对埃及人和希腊马其顿人笃信宗教的特点,推行了一系列宗教政策以加强统治.托勒密王朝统治者首先是接受了埃及当地的宗教传统,博得当地居民的好感;其次是结合埃及与希腊的宗教传统,推行对新的国家神的崇拜,使各族臣民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再次是推行统治者崇拜,神化君主及其配偶,增强统治者在臣民心目中的神圣感.这些措施一方面树立了托勒密王国统治者的宗教权威,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族臣民之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增强了托勒密王国在希腊化世界的宗教影响力.     

铜镜与日本原始王权

据史书记载,倭奴国王朝贡,光武赐以印绶;孝安帝时,倭王帅升请见;百年之后,倭女王卑弥呼遣使奉献,得特赐铜镜百枚.从帅升朝贡至卑弥呼遣使的百年间,倭国大乱.联系着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线索便是铜镜.大陆封建王朝下赐倭人铜镜始于帅升朝贡之时,却因吴人工匠东渡而使之在倭国内泛滥.最终导致倭国大乱.直至邪马台国时期,战乱稍平,女王卑弥呼才决定向魏明帝遣使,要求特赐铜镜以重新构筑倭国内统治秩序.日本原始王权在大陆封建王朝的影响力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本文拟从铜镜这一线索入手,初探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日本原始王权本身的发展以及其与大陆封建王朝交涉的历史.     

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苏美尔王权观念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后世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根本源流。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内涵探析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艺术特征与商宗教思想体系紧密相联。“兽面纹”即“神面纹”,代表的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兽面纹”无一例外都凸显“神之眼”这一部位,目的是在祭祀时更好地沟通神界与人间。兽面纹的辅助纹饰动物纹可能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侍从,也是神界的一份子。神面纹在商代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商代以神为本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其背后是商王族天生受佑于神从而建立政权合理性的意识观念。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论传统民本的两个面向:德化之道与统治之策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它的基本理念是将清明政治的希望寄于明君圣主,使其在施政中以人民之忧乐为优先考虑,以人民的福祉为政治的目标。这一理念使得民本成为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内容。但是,由于传统民本实际上是王权政治与儒家学说相互需要、相互融合的产物,所以它既要服务于王权政治的专制统治,又不得不因为儒家价值的输入而带上尊君轻民的道德主义虚幻色彩。民本主义依附于君主政体而生,它与近现代民主思想之间的接轨十分困难。     

殷商为神本时代说

商代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这时事奉鬼神是商王室的首要任务 ,甲骨占卜是沟通鬼神与商王关系的手段 ,巫祝贞人是沟通鬼神与商王的神人 ,构成了神权至上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