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安多藏区宗法文化形态分析

宗法文化在安多藏区亦有全面表现,涉及政权、教权、血缘传递、婚姻缔结、生养死葬等诸多方面。教权强化了政权和族权,政权保障了教权和族权,族权则延续了教权和政权。安多藏区的宗法文化体现出边缘性及混融性两个突出特点。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中)——记古大存解放后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岁月

正气凛然仗义执言1927年,古大存带队前往海丰向彭湃汇报、学习并庆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彭湃赠送一把大马刀给古大存,古大存当即赋诗一首回赠彭湃: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彭湃英勇牺牲后,古大存一直非常挂念彭湃的母亲周凤。路经海丰或彭老太太来广州,都必定亲自登门看望。1952年夏,广东省政府...     

天康、光大政局与陈朝政权运行机制变迁——基于统治集团重构视角的政治分析

陈朝政治以天康、光大年间为界,此前武帝、文帝各自拥有创业集团并以之为统治基础,此后宣帝陈顼依靠毛喜、孔奂、徐陵、吴明彻等数人,控制禁中、禁兵、吏部尚书等关键机构或职位来实现政权运行。这固然缘于陈顼缺乏政治根基,——他在天嘉三年(562)才结束在西魏北周的质子生涯返回建康,但从结果上看,宣帝的统治占据了陈朝的近一半时间,这未尝不与其重构统治集团并改变政权运行机制有关。因而,对于宣帝的统治,尚须突破君主论视角,而当予以辩证评价。     

文人政治品格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关系初探——以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为核心

南明弘光政权期年而亡,论者多归罪马士英、阮大铖、福王诸人,此论固然正确,但其他朝臣甚至整个文人阶层的政治品格,更是决定南明政权最后命运的核心力量.钱谦益、吴伟业与陈子龙三人,是崇祯后期最具政治声望的文人,在弘光朝也先后入仕.他们这段时期的政治表现,特别是在面对吴适与蔡奕琛矛盾冲突时的态度,截然不同,既体现出当时各类文人的不同政治品格,也说明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其品格已不足以支撑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权,南明的灭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论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意识形态是标明政党属性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天然地决定着国家政权的性质、结构和运作方式。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政权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政权安全其它方面内容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在为政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又从事实上为政治有效性进行阐明和辩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充分珍视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创建、维护和巩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变革社会中的乡镇体制:现状与变革

本文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实施农村村民自治与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全国各地推进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措施与主要经验。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乡镇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具有全新特征的新阶段。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共产党员的“特权”

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1918年夏季,俄国到处硝烟弥漫,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为了打赢这场殊死战争,布尔什维克动员了1.5万名党员上前线,吸收了20万觉悟高的士兵、工人、农民入党。当时发给党员的手册上有这样     

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的伤痛之城

努尔哈赤以13副铠甲起兵建立后金政权（1583年）距今已430年。那时的努尔哈赤还是一个欲报父、祖之仇的25岁的青年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