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简约治理——基于湘北L县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的考察

2020年初,湘北L县主要采取网格化管理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其常规网格架构包括部、网、格、子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发端于城市社区治理,其最初功能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后被赋予综治维稳等功能。常态网格在乡村治理中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L县农村属于比较典型的中部地区分散型农村,政府过度依赖常态网格进行乡村治理,疫情防控中常态网格长时间高度组织化运行,治理成本较高,后续防控乏力,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其他乡村治理事务都应充分激活调动网格内自治力量,将组织一元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参与的"网格化简约治理模式"。     

乡村应急治理中的疫情防控村规民约

包含乡村应急治理在内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发性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严重危及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为有效应对疫情,农村村组依法民主制定疫情防控村规民约,维护乡村公共利益。疫情防控村规民约内容涵盖宣传教育、人员管控、交通车辆管控、生产生活秩序管控等方面,全面规范村民在应急治理中的行为。疫情防控村规民约因其满足乡村应急治理需要、紧密契合乡村社区属性,能够在乡村应急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及时有效宣传卫生健康知识,有效规范村民行为,助力疫情防控,稳定乡村社会秩序。     

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面临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社会有序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做出一系列部署安排,致使其规模迅速膨胀,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新的发展形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极大影响了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效果。研究通过对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梳理与总结,深入剖析了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困境的内在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以协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其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总体治理水平。创造性地将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有机结合,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并从总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将协商民主分别与乡村基层组织的提振与强化、乡村产业模式的建构与打造、乡村文化体系的整合和完善、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塑造、和谐稳定乡村社会的探索与营造紧密结合融合,对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从“抗疫”视角看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和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所彰显的强大优势,取得了抗疫的重要成果。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这就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共安全,社区作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社区危机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开拓多元主体治理渠道,鼓励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社区危机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其间展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联防联控案例,但也反映出了社区工作行政化、专业化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不足与薄弱环节,今后,社区危机治理应不断加强体制引领和机制创新,拓宽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空间,尊重和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日本农业灾害的特征、对策及启示

日本是农业强国,也是农业灾害大国。日本农业灾害主要受自然、社会和人为三方面因素影响,并且具有洪水灾害突出、与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互为因果关系和灾后复兴进程缓慢的特征。调适农业灾害相关法制、重视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后复旧、建立粮食安全保障体制与提倡业务持续计划,是日本农业灾害治理的主要对策措施。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具有较高相似性,日本的经验和问题可以在防灾立法、运行机制、重点内容和实践效果方面为我国的农业防灾提供一定启示。     

技术治理的运行条件与治理效果——以苏南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技术治理因契合国家精准治理需求而被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之中。技术治理作为整体性工程,在基层社会需要一定的运行条件。村级治理行政化、治理对象规则化和资源分配规范化保证了技术治理的社会适配性,使技术能够较好地嵌入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技术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良性运行产生了直接性和延伸性的治理效果,不仅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倒逼基层社会调整自身行动,形成规则意识,以规范的行为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程式化的再生产。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

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秩序变迁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这场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最为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就是农业中国、乡村中国正在不断被工业中国、城镇中国所取代。随着城镇化引发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秩序不可避免地被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本文以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治理秩序变迁的研究背景,从治理目标、治理模式、治理理念三个维度中去考察中国乡村治理秩序的历史演进,研判从资源汲取向"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演变、从村民自治向"乡政村治"与"多元共治"演变、从传统礼治向"依法治理"与"复合治理"演变的乡村治理秩序三重变迁逻辑,探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与有效途径。     

公立医疗机构法人治理的委托代理悖论与化解逻辑

公立医疗机构法人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委托代理的关系建构来实现国家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以增强其经营自主性,但在这一关系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着由自利行为与信息不对称所诱致的双向道德风险与监督失效的可能,这一代理困境源于委托代理环闭中责任次序的环节存在漏洞,这需要通过建构国家层面的民主政治、家庭医生的信息代理机制、医保参与的利益制衡机制以及公立医疗机构的绩效评价体系来化解。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需要通过政策工具引导利益关联方的参与来防止治理主体间的共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