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领域,建设法治乡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内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实践,也是新时代化解农村矛盾的有力抓手.当前法治乡村建设过程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发展阶段的局限,也受到乡村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深层次的影响制约,应针对当前农村现状,着眼农民切实需求,积极寻找...     

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应对：引入预防原则的构想证成

数字科技滥用个人信息造成的社会风险与个人权利侵犯问题日益突出,个体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公法已然具备更深层次干预个人领域之理由。预防原则是公权力面对科技风险的严厉举措,近年来其扩张适用日益广泛。数字科技之风险后果既满足严重性与不可逆转性,又符合预防原则的基本触发条件,因此适用该原则应是风险防范的较优选择。由于抽象的侵权风险证明可能离不开主观判断,在适用时需要注意限制其规范对象,科学设定“强”“弱”预防原则的启动阈值,灵活设置“不确定风险”的证明,避免无休止的重复论证。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