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接受诗学,在近2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点。在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借鉴、吸纳与创新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努力。这一学术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势必对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提供启示。     

论现代散文作家对江南城市想象与记忆的逻辑

围绕“人与地”的关系,就现代散文作家为什么要写江南城市、如何写江南城市等问题展开探讨.现代散文作家对江南城市书写的冲动:一是来自写作对象本身,二是源自创作主体的需要.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对同一城市的解读所得以及传达千差万别,但是现代散文作家与城市之间的态度基本趋同.虽然散文是对经验世界的叙述,但是它并不排斥作家基于经验世界基础上的对江南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战略管理会计在林业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林业企业管理远远不能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不能满足建立现代化企业的要求。本文对林业企业应用战略管理会计的紧迫性、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全面革新大学英语教学

本文探讨了如何使现代教育技术同传统的教学手段相结合,充分发挥其作用和潜力,全面革新大学英语教学,建立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人机结合的现代化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该模式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理念,易于操作,优化了教学资源,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实用能力和运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获得英语知识能力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新模式对于广大高校非常有实用价值。     

"罪恶"的现代诠释:作为现代悲剧叙事的核心——威廉·福克纳作品对"罪恶"的审美呈现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表现的多种罪恶,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其常常遭到误解。将悲剧理论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把作家对罪恶的表现视为其现代悲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借此与悠久的文学传统相衔接,又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征。＂罪恶＂在多部作品的文本构成中被赋予多种艺术功能和复杂的意义指向,并借此为作家完成现代悲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从传统法律观念到现代法律意识——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和农村社会秩序变化等方面来说对中国农村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都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当前正不同程序地受农民传统法律观念 ,农民自身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法律环境、执法与司法运行状况、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应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健全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 ,加强农村的执法和司法 ,落实村民自治 ,深入普法等等 ,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促进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身体的隐喻——对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学文本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建构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欲望的觉醒具有反抗男权、颠覆既有的性别秩序的意义。张爱玲的小说具有独特、鲜明的女性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文本所具有的对男权文化的反抗和颠覆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