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文学启蒙叙事的现代性迷思——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一个考察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武启蒙和新时期现代性意义上的批判性启蒙以后,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强烈的身份书写使民族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视野日益后撤.民族文学走向了一条反启蒙或者说启蒙的悖反之路.考察民族文学书写症侯并分析其根源,正确处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等的关系,建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已成为民族文学书写取得突破的根本问题.     

江西省经济发展变化及其所处阶段的分析与判断

文章在综合分析江西省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的基础上,结合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研究成果,采用上述人均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对江西省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得出的结论为:江西省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早期。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目前的经济发展虽然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但仅仅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时期,表现为人均GDP值较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和城市化率低等。同时,这一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江西省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可据此确定合理的适合江西省情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发展速度、发展战略,为制定江西省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江西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现代性分化的自主逻辑及内在张力

现代性是一个自我分化的过程,这种分化既包含扩张性也包含否定性,现代性通过自身的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而前进,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性分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表现。正是现代性分化的内在趋势使我们看到现代性被重构和超越的真正可能性。     

我国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微观考察

社区矫正体现了现代刑罚执行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适用对象的选择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项制度的实际效能。文章分析了我国现有的规定,对各种主体能否被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展开了微观考察,意在探求我国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客观评定标准。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狂欢——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诗学与哲学话语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以事件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敞开性、多元性和互文性颠覆了传统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而使它彻底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真正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诗学和哲学话语。     

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结合现代社会疏离的危机,文章分析了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精神的整合作用,提出了旅游活动社会文化精神交互模型,分析了这种模型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与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合理利用旅游活动社会文化精神交互作用来指导旅游开发的基本策略。旅游开发是缓解社会疏离的新视角。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