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对静女士的另一种解读

《幻灭》里静女士的意义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理念的符号,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性叙事的两个极地之间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三次精神幻灭的实质是她在女性自我与集体力量、在自由和规范之间痛苦挣扎后的绝望。她的悲剧结局表明作者在张扬"五四"以来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同时,又对消解女性意识的新的男权价值观的认同,显示了作者头脑里的男权主义思想积淀。     

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 ,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 ,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 ,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 ,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 ,都是非常基本的。     

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鲁迅小说诗学浅析

鲁迅小说诗学以历史的精神向度为焦点,依照别具一格的时空意识,采用一种充满真实感的、立体化的叙事策略,建构了一个体现历史演进的精神向度的世界模式。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银箫生、梵玲故事"与《紫罗兰》伦理叙事

"银箫生与梵玲的系列情感故事",是<紫罗兰>自创刊以来刊登的系列连载小说,整部作品以"自叙传"的手法展开,充满了抒情伤感的末世情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创作,在读者中颇有市场.但是"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与新文学"自叙传"貌合神离,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新文学"自叙传"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体现出对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却是通过叨絮的伦理诉求,建立起顽固的封建樊篱,以企达到反现代性的目的.     

两极交汇的张力——论中国第六代电影的叙事风格

中国第六代电影在叙事风格上呈现为诗意而又残酷、纪实而又魔幻、客观而又热情的两极交汇,这种撕裂感和矛盾性根源于第六代电影人自身文化定位的两难,也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紧张和选择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