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领导干部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正>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是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但同时也必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