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对我国法治实践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我国的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即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但在法治实践中,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和代价,这正是我们在法治实践中应该思考和解决的.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对悲剧人生的人文关怀--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的现代解读

奥尼尔的悲剧《送冰的人来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们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演绎中 ,隐喻着一种现代主题 ,即当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来自社会、自然的严峻挑战时 ,应以狄奥尼索斯的乐观精神勇敢应战 ,在困境中寻求生命的支撑点 ,在维护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同时 ,去发掘生命的意义 ,为悲剧人生添几分喜剧色彩。剧本这一人文关怀的深层意蕴来自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主义的认同和改造。我们在指出奥尼尔因忽视“经济决定论”给剧本主题带来局限的同时 ,更应张扬剧本所蕴含的生命哲学的现代价值 ,这正是现代解读的目的所在。     

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后现代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之比较

后现代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都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回应。它们是人类从不同层面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果 ,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 ,即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人的平等 ,强调创新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旨归 ,即都关注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儒家絜矩之道的现代诠释

前人论《大学》多重“格物致知”一章，然絮矩之道的提出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朱熹为絮矩之道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理论体系，包含政治方面以我为中心的自我调节，经济方面与民同利的关系调节，用人方面举贤授能的机制调节，思维与行为方面推己及人的社会调节。对儒家絮矩之道进行现代诠释，可以在政治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主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能动作用；在经济工作中发展经济，保民富民；在人才竞争中广揽人才，虚怀若谷；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处处以对方为重”的新型人际关系。     

社会主义精神富裕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阐述 ,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和比较优势的获取 ,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特殊的关系均表明 ,精神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而精神富裕的导向、认识、实践和凝聚作用 ,又反过来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快速、健康与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 ,社会主义精神富裕还具有向度的特性 ,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发展过程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同史诗或纪传体作品一样 ,现代小说可以视为个人传记的变体。自现代主义以来 ,小说叙事从描写人物 (传主 )的行动或行动着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 ,在某些“新小说”里内在主体也在丧失。小说叙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或竭力讲出一个故事来 ,则预示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修复意图。这是关于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近代中国整合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选择模式及现代启示

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为整合中西文化冲突 ,近代中国先后采取了文化传统主义、文化折中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综合创新等价值选择模式。近代文化整合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 ,在新时期文化建设问题上 ,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的一元与多元、整体性与可分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坚持走综合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