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科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

21世纪初,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通过对前提假设的现实意义、分析工具的使用以及方法论的演进等方面的客观分析,来寻找主流经济学遭遇"非难"的深层原因,可以明确经济理论存在的真正意义,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主流经济学从科学主义走向科学的必然性.     

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

国有企业概念未能表述企业法律形态,不能作为企业法主体概念.我国国有企业可表述为六类企业主体概念.即公共企业、公有公司、相对公有公司、公产合作社企业、公产参股公司、公产合作企业.这六种企业又统称公产企业,即由公有资产投资者全部或部分投资形成的、含有公有产权的、具有经营性特征的各种形式的法人或非法人经济组织.公产企业概念比国有企业概念能更准确地表达这类企业的经济性质,更好地反映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更好地体现现代企业的内在规律,比国有企业概念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法主体概念的要求.我国应整合现行国有企业法律法规,完善以公产企业为企业法主体概念的企业立法.     

资本的运营与伦理限制

资本和资本的运营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以资本的运营和扩张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过程. 传统观念对资本的运营和扩张在伦理上基本持否定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资本的运营和扩张虽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无论在动力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不讲道德的过程.     

后现代视域中短信文本的文化批判

从批判的维度审视后现代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短信文化现象是严肃的精英文化应当持有的立场.可以说,短信文本助长了一元化价值观的强迫性灌输,加剧了当代情感萎缩和交往的符号化倾向.虽然短信文本的写作激发了民间书写的热情和创造的智慧,但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话语的狂欢和能指的游戏,其语言修辞和文学叙事实际是一种没有所指的写作表演.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种以颠覆和恶搞为发展方向的短信文化所具有的非建设性品格,必须警惕它对民间精神和公共意识形态造成的负面效应.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美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反对迷信与民间信仰的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在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展开过程.然而破除迷信作为一种启蒙形态,并非现代性的独创,它也是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主义在不同层次、不同立场叙事场景中的复杂呈现.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现代改造并不表现为一种"传统一现代"绝然对立的线,}生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在现代改造中强固地延续着.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基于风险分配的社会政策思考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严峻挑战,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这无疑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政策,其核心就是每一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都应该为其决策和行为所产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风险负责,承担相应的后果,这应该是一种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