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组织内派系形成的网络动态分析

本文以行动者的模拟模型考察公司中的雇员形成派系的过程。基于互惠原则与资源交换理论，模型展示了互助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连带，逐渐形成在内部相互支持的群体，这种群体进一步排除他人的参与，并最终在组织中形成了派系。在考察影响派系形成的因素时，本文选取了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以及表达组织气氛的一个变量。曲线图展示了本文的实验结果：接近或超过个人极限资源量的工作量和越不平均的工作量分配状况越有可能提高派系形成的速度和数量，并可能导致派系的不断分裂；而太小的工作量与过于均等的工作分配可使个体交往倾向减弱而处于相对孤立状态。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校厂合作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培养模式的探讨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基于农业院校中工科的毕业设计培养模式不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要求,学生不能得到确实有效的训练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培养模式。     

格萨尔学研究的新进展--《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出版题记

最新出版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的文献价值在于 ,填补了《格萨尔王传》传播学的一大空白 ,标志着这部英雄史诗的发掘整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浅析王栋的理欲观

王栋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阐述了人欲的合理性,竭力反对"去人欲"的观点,提出了人欲不能无的主张。他认为"人欲不能无",理学家提出"察私防欲"的主张是由于对"慎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同时,王栋还指出人的物质需求是不能遏制的,只是要注意"节约"罢了。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寡欲"的核心乃实指"节欲"之意。不过,王栋所说的"人欲不能无"中的"人欲"也并非指一切人欲,而是指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欲。事实上王栋是反对"恶欲"的。他要人们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忧戚,多坦荡。努力做到"淡而不厌"。     

“地缘陕西学”的建构及学科价值

陕西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局限在平面视角和线性空间的研究维度而悬置与裹步,研究视域相对窄小。因此从文化审美角度提出构建“地缘陕西学”学科新概念,旨在将表层的物质文化形态伸展到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态,能更好彰显陕西文学精神之气脉,发掘陕西地缘诸种资源。作为“地缘陕西学”学科,其类征涵盖地缘历史、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教育、地缘伦理、地缘民俗等范畴。着眼陕西古今地缘特征,研究挖掘具有区域特色的学科资源,以达到“地缘特色”与“区域发展特色”的相宜匹配,可产生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学科前景和可潜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