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说话:见证中华民族的亲密——对话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的新作《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2011年8月在京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北京、承德两地多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并由此考证我国藏、汉等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年逾七旬的舒乙先生近年来多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声呼吁。此次出版的新书,是他在遍访北京和承德两市刻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写就的。在这部书中,     

六世班禅与章嘉国师——从《六世班禅传》解读六世班禅入京之缘起

本文以藏文《六世班禅传》为基础，解读章嘉国师与六世班禅大师之间的关系以及章嘉国师对六世班禅与乾隆帝之间联系的影响，为进一步探讨六世班禅东行起因打下了基础。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清内阁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档案目录编译(四)

文章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中节选了西藏历史相关的文书目录,内容主要涉及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年间,清中央政府发往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第巴等的谕告、文书,以及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往召班禅等事件、打箭炉地方纠纷、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青海台吉上呈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的奏文。文章整理摘编与西藏历史相关的档案文书目录共132条,目录后附收发日期的同时,将重复的文书亦在括号内予以标示,以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     

近代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失和述略

格鲁派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自互为师徒、分管领地、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之关系形成之后,两大活佛之间平稳协调、和谐发展、共治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之后,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强烈干涉,不断诱骗、挑唆,一手制造了两大活佛之间的矛盾,使之关系剧趋紧张,直至民国初期,两大活佛矛盾爆发.     

《清内阁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档案目录编译(三)

文章从《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1—14册中节选了与西藏历史相关的文书目录,内容主要涉及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间,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胡图克图、第巴等与清朝往来文书,以及围绕讨伐噶尔丹及其处理噶尔丹儿女、重臣,第巴将达赖喇嘛圆寂之事匿而不宣、往召班禅胡图克图等事件与清朝往来的文书。文章整理摘编与西藏历史相关的档案文书目录共175条,目录后附收发日期的同时,将重复的文书亦在括号内予以标示,以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     

论历辈班禅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上的领袖地位与作用

本文着重论述藏传佛教格鲁派 (黄教 )中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形成的历史原因 ,格鲁派发展的曲折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辈班禅在格鲁派发展史上事实上的领袖地位与作用 ,揭露西方别有用心地罩在第十四世达赖头上种种虚假的光环 ,揭穿西方某些人神化第十四世达赖 ,以期利用达赖乱教祸藏、背叛人民、分裂国家的险恶用心。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     

十一世班禅:忘记父母之恩不符合人性

坐床仪式1995年12月8日,是经藏历算出的吉祥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代表李铁映赶赴西藏日喀则,照护十一世班禅坐床。自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以来,七、八、九世班禅和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六世班禅面圣授法史实考

六世班禅入京面圣是清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显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紧密关系,且显现了地方宗教首领在民族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上所起的正面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讲授佛法史实的考证,不但还原了事件的历史原貌,而且分析了于汉文史料中有关该事件的部分记录缺失的深层原因。为更深入研究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以及乾隆的治藏政策提供多元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