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的缔结与实现--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

互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主题。互惠机制形成于利己与利他混和动机的博弈制衡,基于形式互惠囿于利己困境而产生的根本性难题,本文提出,必须突出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主动性,推动由形式互惠向实质互惠的过渡,而以人性高越精神的张扬为规范性约束战略核心的利他实践理性,正是实质互惠的建设性源泉。     

20世纪中国文学性爱与欲望书写的文学史反省

文学中情爱、性爱、欲望的书写一直是创作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也有着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问题的不断思考。在当下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这类写作对文学的价值意义究竟何在?文学的本体是人生的诗意,其本质是推进人的精神、心灵的净化,更是对人的自身道德的提升,因而文学史的情爱、性爱、欲望书写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那么,我们有必要通过现当代文学史中具体创作现象、典型作家作品的历史辨析,以及其反映出的整体文学史问题的反思,期盼由情爱、性爱的生命体悟而深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部考察,警惕新的文化语境下作家欲望叙事对文学道德理想的削弱,真正理解身体写作的存在本体论意义。本期选发的这一组笔谈,也许观点不一,但目的在于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对这类直接关乎人的存在自身的创作和理论问题,展开学理层面上的充分交流和讨论。     

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并存的两种社会现象,法律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在有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以来,法和政治就与国家紧紧相随。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法律和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上层建筑的视野中,法律和政治都以国     

逻辑思维与偏见之关系略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思维。但我们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却发现，它在证明科学理论的同时常常也证明着伤见．如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捍卫真理而摒弃谬误，成为克服偏见这种思维“病毒”的有力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力图从逻辑思维与偏见的关系入手，根据科学史上逻辑思维与偏见顽强抗争的事实，探讨战胜偏见的主要途径。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市场经济的文化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就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应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文化价值、文化结构和文化形式入手,以揭示其内含的高文化特质。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     

西方价值判断现代模式的成因中中国文化因素之考察

17至19世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其结果形成了价值判断的现代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被当作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它既参与了这一新的价值判断模式的形成,又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主要判断对象。这一跨文化的互动过程既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西方价值判断模式转换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文化在西方所遭遇的变化的原因。     

领导者公共形象：一个“现代性”问题

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事务，出现了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一个公共权威“公共形象”的问题，但只是到了“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公共形象”才具有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才具有了更为深广的理性内容。     

《论语》与《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