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

苏轼以旷达见称于世 ,这种性格的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即时代贤哲的人格榜样效应的影响 ,对新旧党争错综复杂形势的独立思考、独立不惧 ,与苏轼理性精神形成的关系 ;宋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整合与苏轼出入沉潜于三教 ,理性思考人生价值及其意义对其旷达性格形成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渊源于时代理性精神的浸润和对传统思想的超越     

费耶阿本德眼中的经验事实及其启示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一书中,从多种角度论证了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对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思想和相对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在他的反归纳原则中,他论证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对经验事实的再考察,从而得出了理论多元化的思想。     

心理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与整合

科学主义追求工具理性;人文主义则更多的关心价值理性.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其在科学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只有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结合起来,建立多元化的理论模式和多层面的研究途径,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本性,促进其健康发展.     

文化理性与生存样态的文化选择

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它们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经济与文化的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交织成种种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民族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分析,探讨民族经济过程中文化理性与生计方式选择的关系,从而阐明在传统文化中确保生存风险最小化是一个基本的文化规则。     

城市治理的基本假设及其幻想

当前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中,“城市治理”的话语正在取代“城市管理”,由此形成的各种对城市的认知也反映在城市的实践中,譬如,提倡提高公众参与、实施精细化治理、信仰信息技术等。通过审视城市治理主张的公众参与假设、技术治理假设和空间治理假设,文章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不足以取代城市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不能通盘否定“管理”理论对城市的重要作用。主张重塑城市管理理念,以管理思想处理理性与自由的关系,理清并守住政府的职责,警惕唯市场效率,探索多元价值的平衡之道,贡献管理公共性的经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道德哲学宜以直感判断力来解释。     

中国外商并购投资的理性思考

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激荡汹涌的外资并购浪潮,我国必须秉持互利共赢、自主理性、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前瞻的视野深入探究外商并购投资的运行机理和存在环境,借鉴域外成熟成功的立法经验,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积极引导和法律规制,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保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中公共理性发展战略与策略初探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全民基础上的开放持久的学习,从而使公众在整体上拥有进行公共选择的理性和监督的能力,这是中国21世纪文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通过对公共理性内涵的界定,提出了基于网络环境发展公共理性的策略与方法。在对处理人类活动系统问题的软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于发展公共理性的公共智能模式以及公共理性的形式化表达方法,从而为网络环境下公共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以被认知和实践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