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为生存探寻尺度——新时期生存探索散文艺术追求论

真正的散文应该是一种"有意思"的艺术,散文的"意思"就在于为凡人的生存探寻尺度,让凡人的生存具有意义和价值,让凡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值得一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值得进行认真总结.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非理性因素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一个恒常性要素，对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意志、需求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活动起着选择、调节控制和驱动的作用，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起突破和创造的作用。把握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     

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探析

和谐是一种秩序，秩序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将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重新凸现了出来。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逻辑渊源在于理性是和谐秩序的深层解；历史与现实渊源在于理性的沉睡、异化与失语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未来渊源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和谐的主观条件。     

个体化的理论与实践——读吴炫先生“二批判书”

什么是批判呢?简单说来有两重意思,其一取《哥达纲领批判》之义,列举荒谬言论、不经学说,痛加批驳,破旧立新;其二取《纯粹理性批判》之义,抓住核心概念,申明基本原理,廓清迷误,回归本原。就《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和《中国当代文学批判》来说,这两重意思都在,既批驳中国当代思想界、文学界种种错误观念、错误命题,又就思想探讨和文学探讨中一些关键性概念的涵义进行否     

回到现象本身,立足理性重构--张光芒近年启蒙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张光芒近年的启蒙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分析其启蒙研究的方法———剥离、整合,试图抓住其核心:回到中国启蒙主义本身。他的剥离是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剥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混杂的剥离;他的整合是从纷繁的现象中凸显中国启蒙主义的总体性逻辑趋向的整合。因此他的启蒙研究既带有理性建构的旨趣,又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     

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神性、人性和理性--略论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

艺术的本质在于其精神性,从艺术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关系中去确立划分艺术形态的标准是符合艺术本质的.按照艺术所包含的精神内容的不同,艺术形态可分为神性艺术、人性艺术和理性艺术,以丰富的艺术史例可以说明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