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     

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探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现代刑事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已在许多国家的司法体系中得到了确认。本文试图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探讨,进行重新审视,为将来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与前沿问题研究展望

“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可靠保障和根本支撑。“四个全面”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全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维,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不断深化“四个全面”的渊源问题、历史定位、理论层级、规律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     

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

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它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由于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古典学术自由观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     

看她落泪任她心碎

正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幕。暑假,我送小年去口语培训班。到早了,先到休息室玩会儿,里面一个花裙子小姑娘正在哼唧,见到小年,她奶奶眼前一亮:看,有小朋友来了。小年也立刻忘了我的存在,径直朝花裙子而去。好像也没听见她们说什么,反正两个小毛头肩并肩蹲下来,一人一块积木,携手搭起城堡来。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声无哀乐论》接受诗学研究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诗学的重要体现,它在阐释音乐活动过程时,蕴含着丰富的接受诗学。首先,它解除了音乐的名实之累,肯定音乐的独立价值,突出音乐的主体地位,着重分析音乐乃天地合德、阴阳相融的产物,有自己独立的＂自然之理＂。其次,论述了音乐接受中＂人情不同,各师其解＂的情况,着重分析了音乐接受的基本层次和＂人情不同＂导致对＂和声＂接受的不同情况。最后,分析了音乐接受的作用,即具有养性娱情＂与天地和＂的作用。     

文化浩劫中的译者意志

学界对外来译者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大致区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二十六年.这一时间上的区分使得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更具像化.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自我身份构建出发,以沙博理翻译生涯第二个阶段为个案研究对象,厘清特殊时期国家强权意识形态下译者意志的彰显,从而为"文革"时期外来译者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沙博理"一人三体"的翻译模式,能够对现阶段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借鉴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