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与前沿问题研究展望

“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可靠保障和根本支撑。“四个全面”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全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维,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不断深化“四个全面”的渊源问题、历史定位、理论层级、规律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魅力和灵魂正是其对心理暗示的应用,它一反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运用心理暗示的手段,构建他的“心为本体”的哲学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变道德修为的外在强加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进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心理暗示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方法论的作用。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城市土地整理:PSR机理模型及制度环境改善的对策--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

以重庆市江北区为例,构建了城市土地调整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通过分析制约江北区城市土地整理的障碍因素--制度障碍、机制约束与理念错位及其原因,提出该区土地整理的对策主要在于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建立与完善与土地储备相配套的机制、提高增量土地取得成本与深化经营城市的理念.     

重复起诉之刍议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有时会对同一标的先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即重复起诉。我国和外国很多国家法律均对重复起诉作了相关规定,如何界定重复诉讼,认定重复诉讼的判断标准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待理论界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国重复起诉制度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重复起诉认定标准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第一部分将从一个案件切入,为后文分析重复起诉理论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将着重介绍重复起诉基本理论,并结合理论分析案件的争议焦点,并通过案例对比深入分析重复起诉理论构成要件。第三部分着重讨论既判力的基准时与重复起诉的识别的关系。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

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于名家名著，因而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理论的支撑。试以翻译家西德尼·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为历史语境，结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对“沙博理”的相关研究，描述学界对外来译家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后续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研究有所裨益。     

“共情”思维在环保舆情应对中的应用

近年来,国内环保网络舆情呈现出数量多、热度高等特点。环境保护与民生紧密相关,网民的"共情"心态、民众普遍对他人遭遇的环境问题或困扰感同身受,是环保网络舆情高发的重要因素,也是官方处置此类舆情的基本语境。官方在环保舆情应对中同样需要具备"共情"思维,理解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环境的情感,在网络理政的制度下主动为民众排忧解难;并宽容、体谅他们在舆论监督中存在的情绪化表达、信息失真等情形,且通过有效路径避免这些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