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类型政策试验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项教育改革的案例比较

政策试验为理解并解释中国的改革创新与治理模式提供了独特视角,但既有研究对改革中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具体过程与运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政策试验的差异化类型属性特征探究其运行机制,并选取教育领域的四项试点改革为经验案例展开比较研究。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启动机制、行动者角色及关系、扩散机制及约束条件与作用机制,指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环境的高异质性在启动政策试验中的重要作用,政策行动者多样化的角色与关系塑造了边界模糊且高度权变的互动空间,由此达成的改革共识通过强制性、规范性或模仿性压力的交织驱动实现创新扩散,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式。     

城市交通治理产权认知的社会学分析——以电动自行车治理为透视场景

基于巴泽尔对产权概念的扩展理解,交通治理可以视为形成有关交通资源的占有与使用规则的过程,即交通相关资源的产权确立过程。产权之确立不仅是法律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而社会认知作为对产权进行社会界定的重要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交通治理的方式与成本。结合对电动自行车治理活动的考察与对“聚点”理论的发展,文章提出了产权社会认知的两个评价维度,即跨群体的稳定性与跨时间的延续性,据此讨论产权共识的形成。产权社会认知的稳定性需要事物特征具有较高的边界清晰程度和个人封闭程度,电动自行车因其品类繁多、易于改装的特点而具有较低的认知稳定性。产权社会认知的延续性包括社会延续和个人延续两个方面,对比汽车所表现出的社会延续性,电动自行车的社会认知表现出了较高的个人延续性。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数字治理平台的失灵风险与韧性强化

数字治理平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应用仍存在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三个维度的问题,这导致了平台响应与问题应对的滞后性、片面性,难以发挥应有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空间优势,存在治理失灵问题。不同于韦伯式的官僚体制,韧性治理的焦点在于治理主体能力、资源和渠道路径的综合提升,立足于制度韧性强化以作为组织整体的安全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可通过作用于韧性治理中的信息多元获取、反馈学习和自组织恢复等提升治理策略的稳健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借力数字技术改善治理主体在问题分析上的全面性、在资源调配上的综合统筹性、在应对措施上的针对性,变应急管理为常态化的动态管理,减少突发性危机造成的损失并提升治理主体自身在危机中快速恢复、重组和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应以组织内信息传递同步化改善技术失灵,以组织结构扁平化转型改善主体失灵,以基层组织内的权责利再分配改善过程失灵。在提升数字治理平台韧性的具体举措上,创新数字验证机制是韧性强化的基础,细化公众数据链条体系是韧性强化的核心,嵌入合规机制实现系统融合则是韧性强化的关键。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南岭走廊是一条多民族走廊,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了既有共同性又有民族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共生民族关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后脱贫时代,南岭走廊区域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向乡村振兴的阵地。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基层权威的逐渐丧失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出现了缝隙,进而带来了系列社会治理困境,产生了治理危机。不管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是“生态振兴”,归根结底要依靠“治理有效”衡量乡村振兴。在构建治理共同体框架范围内,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引入协同治理、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夯实集体经济可为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基层治理注入曙光。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从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看新古典经济学“四化”理论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配下,中国房地产目前不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内需不足”的单个最大因素,成为极大影响中国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平等性、公平性的因素,而且其自身结构、运行和功能反映出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之行为和现象,绝非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及其自身问题反过来证伪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它的供求决定价格理论.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善治语境下网络谣言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主体间权力和利益具有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在善治语境下,有必要对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作重新界定,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从单一到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