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

与其他文明的不可避免的接触是扩张主义帝国冲动产生的一个根本诱因。希罗多德笔下的古代波斯以其强劲的帝国冲动,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奔上了对外大规模扩张之路。居鲁士大帝唤起了波斯人征服异族的愿望,塑造了对外征服战争的基本样式。冈比西斯以其个人激情,急剧加大了帝国动能的扩张主义要素。到大流士和薛西斯时期,波斯帝国已完全形成并达到巅峰,在政治制度和战斗精神等方面显示出对邻近民族的显赫优势。波斯四代君主的对外战争都显示了帝国冲动的惯性,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希腊战争的失败则展示了帝国扩张的根本困境和极限。从希罗多德史撰展示和透视的古波斯帝国历程,可以提取关于帝国和帝国战争的某些重要遗训。     

试论使节制度对罗马国家的作用

罗马始终未能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这是罗马使节制度的独特之处.罗马使节制度是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产生的,在不断的争战和扩张中得到逐步发展.纵观罗马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在帝国时代,身负各种使命的使节往来不断,尤其是在早期争霸时更为明显.罗马有效的使节制度使其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一道成为罗马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帝国时期,罗马的使节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马城原有的使节制度演变成帝国的外交制度.使节制度的继续存在对于巩固帝国的统治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初表达(1988年-1990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进一步推动和塑造着这一理论成果的丰富、发展和完善。1988年9月-1990年5月习近平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针对性、理论创新性和制度设计前瞻性的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初表达。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向新的境界。这一科学体系,贯彻并体现着实践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自觉表征着马克思"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既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指导下的新系统思维,也是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伟大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在经济思想方面形成了独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精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后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这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伟大创新,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目标的新表述,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发展理念理论的新集成,发展动力理论的新探索,发展道路理论的新概括,经济制度理论的新拓展,体制机制理论的新突破,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倡议。     

外与内:论王阳明思想的起点

阳明早年按照他所理解的朱子学中"格物穷理"的方式去格竹子之理,但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固然有其早年对"格物穷理"的某种误读,然而,其中反映出的理论内涵则在于:处于割裂状态的外在之"理"与内在的"心"之间的关联如何建立的难题.龙场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味着确立了心与理本是二而一的,换言之,理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如果说,龙场所悟之道在理论层面上重建了普遍之理与人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那么,上述这种人心与理之间外与内的关系转换也成为阳明思想的理论起点.     

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耶律大石西迁和建立西辽帝国的过程,也是对传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拓和恢复的过程。西辽帝国在中亚和西域的经略,不仅实现了中亚、西域地区契丹治下的文明与和平,而且进一步开拓和恢复了自唐末五代以来趋于停滞和萧条的丝绸之路。西辽帝国在内陆亚洲和中亚的统治,对中亚、西域等丝路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蒙元帝国时代欧亚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

秦文化中所见到的诸如兵马俑、铜车马、陵墓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制作工艺、槽型板瓦、茧形壶以及石刻等等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来到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