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民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变革与政治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在中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深化理解中国式民主并创新当代民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窗。时至今日,中国式民主体现出了全过程性的特点,其在巩固全过程民主的广泛性中夯实其制度之基,在彰显全过程民主的充分性中强化其制度之实,在践行全过程民主的健全性中凝聚其制度之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民主实践典范,全过程民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逻辑,其核心是将人民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优势加以巩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效能的普遍化;关键是始终将“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中;主要任务包括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凸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两个大局以及生成符合时代需要的民主治理机制。正因为全过程民主具备“行得通、很管用、有效率”的价值优越性、实践优势性与话语优质性,才有力地挑战了自由式民主思维,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与制度陷阱提供了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方案。     

天理与儒家人类本质论

传统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是人性尤其是仁义之性.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性概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天理概念,人性论转变为天理说,理学家用超越的天理来定义人的本质.理是普遍而永恒的实体,是超越的存在,这个超越实体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好恶行为.自然的好恶行为是产生于人心或人性的自然活动,这种自然行为在超越天理的主导下转变为超越性行为,并因此而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行为,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依据超越天理的人.     

西方十四行诗或源于中国律诗

十四行诗是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一般认为,这一诗体源于意大利,后来传到法、德、英等国并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诗体.从形式到格律,西方十四行诗都与中国律诗有相似之处.从时代来看,中国律诗盛于公元8世纪左右,而最早的意大利十四行诗出现于13世纪.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正值连接中国与西欧的阿拉伯帝国时期,当时的西欧文化远比近东文化落后.在近东的希腊诗歌和古代阿拉伯诗歌中迄今未找到十四行诗,而中国律诗当中却有大量的十四行之作.如果西方十四行诗与中国律诗真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前者很有可能源自后者,而完成这一文化传递的使者很可能就是阿拉伯人.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浅析中国皇家园林山水风格的变迁

文章分四个阶段阐述了中国皇家园林山水风格从写实到写意的变迁及其原因,通过对山水风格演变的总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皇家园林风格及园林观的变化。     

论理雅各的《易经》英译

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英国涉海文学与帝国建构的关系

英帝国肇始阶段,涉海文学提出“人口过剩”及如何建立“海上帝国”等主张,从理论上探索英国向外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帝国上升时期,涉海文学通过鲁滨孙等殖民者的海外垦殖实践,为英国民众勾画帝国构建的基本路径。英国攫取世界霸权以后,涉海文学则为帝国价值观念和统治秩序进行合法化辩护。英国涉海文学由此实现从文化叙事向政治功能的转变,从文本和意识形态层面参与了帝国构建。     

大反转——英德为何对抗,英美如何修好

19、20世纪之交,交恶百年的英美逐步修好,而并无宿怨的英德走向对抗.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或政体差异与个体因素都无法解释这两组反转.本文引入"稳健行动者"概念,分析关键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危机应对与其关系结构改变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无力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精巧外交格局,其盟友关系被拆解,网络主导位置丧失,行动空间逐步被对手和盟友缩小乃至锁定.与此同时,英国成为大国政治中新的稳健行动者,构建了复杂对冲的盟友体系.英国对美国从敌对到绥靖,对德国施加限制却维持战略模糊.英德在一战的碰撞爆发于两国关系改善之时,显然不是双方有意算计的结果;陷入关系困境的德国误判了英国的战略模糊性,而英国也被迫对德国的军事冒险做出反应.本研究也说明,重大历史结果往往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线性过程发展而来,而可能是由多个事件序列涌现出的反复反转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