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视野的《大秦帝国》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最大的革新是精神理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文明史观与创作理念的颠覆性和挑战性;二,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将议论、历史考评文字作为小说构成要素;三,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历史起点,形成和确立了＂历史发展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审美判断,形象地呈现了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作者对议论思辨、考证文字的运用,成为《大秦帝国》这一充满生命气息的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有些繁多的考证文字和图示,容易冲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予读者的审美意味;最后的＂祭秦论＂部分,在与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性、人物事件的连贯性与加深、提高、升华作品的历史哲学意味方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因而,只能作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存在于世。     

法国云南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的活动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长期在中国云南活动。拉橄于1930年赴蒙自出任法国云南东方汇理银行行长。此时恰逢龙云治滇、红军长征经过云贵地区、蒋介石的军队和各种地方武装都在那里集中活动。拉橄在滇居住期间,与云南上层均有频繁交往。他记载了这个时代的云南民族地区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特别是云南东方汇理银行的冒险经营历史。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当前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基于目的论视角

外宣翻译即对外宣传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先进成果和现代特色。文章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框架,从外宣翻译的五个方面——外宣翻译的性质、翻译材料的文化语言处理、译者主体性、读者接受和译者培养等方面具体探讨了外宣翻译认知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蒙古帝国时期皇室的收继婚

蒙古帝国时期皇室流行收继婚,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侄子收继婶母等三种形式,这种婚姻形态是对早期蒙古文化的继承,尔后,在蒙古社会中还继续延续,同时也辐射到中原汉族,并逐步得到汉族的认同。具有重大的文化传承功能。     

试论船山《大学》诠释的义理新路向

船山把明德新民定位在君德、化民成俗的关系来阐发《大学》一书义理,即认为新民必本于"已明之君德",除此之外化民成俗还必须有齐治平功夫。因此船山对《大学》全书的诠释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哲学意味。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教育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可以调适人际关系,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致力于将社会民众培养为符合封建准则的理想角色,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基于理实一体的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对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清晰地界定,提出＂素能本位、理实一体、岗训嵌合＂的人才培养原则。从采用基础素质模块、专业能力模块、综合拓展模块构建以工作流程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利用校内实训室和校外企业两个环境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加强双师队伍建设等三个方面对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