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用事论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用事的探讨是构建其独特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诗人诗作的用事实例着手,分析诗词用事的偏差与失误;其次,他提出了《苕溪渔隐丛话》用事的标尺———“合理”;最后,表达了他的用事理想———精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独特用事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为后世用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心雕龙》创作论三题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以及"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结合观,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