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蜀刻《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考论

蜀刻文谠注、王俦补注的《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是现存仅有的较完整的韩集单注本,对于研究宋代蔚然成风的韩集注释的盛况,进而研究宋代版刻的发展及其格局都有重要意义。文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详赡,而王俦的补注则广泛吸取了宋代众多韩集注本的成果。王俦吸收诸家成果的途径很可能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由此,该书的刊刻年代可以进一步准确地予以定位,而该书的流传不广也可以得到解释。     

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明代李梦阳等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学本身内在机理的辨析,认为诗有"自则",在合道言志等传统文学观之外,探索一条更接近文学本体的路径。其意义不在于以外在的价值体系给文学定位,也不是以文学表现个人性情来反驳道德和功利对文学的束缚,而是在理学之外,关注文学本身,从而将文学从理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