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蜀刻《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考论

蜀刻文谠注、王俦补注的《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是现存仅有的较完整的韩集单注本,对于研究宋代蔚然成风的韩集注释的盛况,进而研究宋代版刻的发展及其格局都有重要意义。文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详赡,而王俦的补注则广泛吸取了宋代众多韩集注本的成果。王俦吸收诸家成果的途径很可能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由此,该书的刊刻年代可以进一步准确地予以定位,而该书的流传不广也可以得到解释。     

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明代李梦阳等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学本身内在机理的辨析,认为诗有"自则",在合道言志等传统文学观之外,探索一条更接近文学本体的路径。其意义不在于以外在的价值体系给文学定位,也不是以文学表现个人性情来反驳道德和功利对文学的束缚,而是在理学之外,关注文学本身,从而将文学从理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阮元文笔说的发轫与用意

嘉道时期,阮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辨文笔,定唐宋古文为笔,非继承孔圣文统之"文",以此奠立文选正统,排斥桐城古文,又通过策问学海堂弟子扩张推广其文笔观.论者多视此事为单纯的文体之争,或是汉宋之争漫入文学领域的反应,离阮元本意较远.阮元厘正文笔,旨在树立文选正统,有维护家族荣誉与自身学统之意,更有隐刺方苞所定四书文程式的内涵.此举与其偏重科考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四书文以引导经解之学密切配合.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地位的确定是冯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冯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因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对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方面的"心物(知行)"之辨作了历史总结,从而对近代对中国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