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清史稿·曾灿传》及《魏礼传》史实考误

曾灿与魏礼俱为明末遗民,又都是清初著名文人团体“易堂九子”的成员,《清史稿》所栽二人之传中,有四处与史实不符：曾灿之招抚四营兵在顺治三年丙戌而非“岁乙酉”（顺治二年）;其父曾应遴之卒应在顺治四年丁亥,而非曾灿前往招抚四营之时;魏礼倦游而归筑“吾庐”,应在康熙五年,而非在其“年五十”（康熙十七年）之时;魏礼享年应为六十七岁,而非六十六岁。     

未曾遗忘的顿悟成佛论之先行者——试议竺道生与谢灵运的佛学思想交汇

顿悟成佛论是我国佛教禅宗的核心思想,中国佛教史上都以六祖慧能为其先觉,但在中国佛教史上以佛性论为依据最早提出顿悟成佛论的却是南北朝时期的高僧竺道生,其新说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共鸣.同时期的著名文人居士谢灵运作为竺道生顿悟说的追随者和积极倡导者,对竺道生的新说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宣扬,并著<辨宗论>等文对顿悟成佛论所遭到的非议加以辩证和维护.     

《山木》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四篇.<山木>围绕<人间世>之"间世"义理,准确、圆融、全面地演绎了"内七篇"全部义理,是首屈一指、不可或缺的庄学指南.郭象及其追随者因未能正确读解<人间世>篇名及其臭义,也未能理解<山木>精义,尤其是对第六章"意怠"寓言的谬解,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达生》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三篇。《达生》演绎《养生主》义理,阐释庄学俗谛“达道全生”的养生之道,准确全面,更为丰富;同时像乃师庄子一样,对孔子“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由于郭象删去第三章至关重要的斥孔24字,导致旧庄学未能领悟《达生》精义和通篇结构。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