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基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查

旅游业现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还带有一定的扶贫性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当地旅游产业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的发展虽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给当地社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建议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要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共生理论视角下草原生态关系研究——以甘南草原为例

共生理论首先出现在生物学,然后因为其广泛的适用性被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以共生理论来解读甘南草原的生态关系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根据其原理认为:人、畜和草是草原生态中基础的共生单元,其中人是核心;传统的游牧生计模式是典型的互惠共生模式;而草原现代生计模式,即草原家庭或者联户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偏利共生模式;草原的共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基于此得出实现藏族传统生态伦理的回归,开展合作运动,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社,是治理草原生态最合理、有效的路径。     

草原生态失衡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博弈——以甘南碌曲为例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游牧民定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甘南是由内地过渡到西藏的重要中间地带,解决好其境内游牧民定居问题,关系到我国的边疆安全。而我国传统游牧生产的局限性、以碌曲为代表的西部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以及藏族游牧民向往更好生活的愿望都凸显了游牧民定居的现实意义,无论是生态意义、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能。草原生态失衡的现状与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博弈,只有在定居后游牧民生活改善、草原生态得以恢复中才能得到完美结局。     

甘南藏区基督教发展现状的调查及反思

清朝末年基督教在甘南藏区开始传播,并在一定区域内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揭示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及留给我们的反思。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关于舟曲历史的一些问题

文章就舟曲曲议县、屯田等历史问题进行论证。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非遗·传承·延续:博峪采花节田野调查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种文化都会面临变迁,这就使得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逐渐被众多专家学者先后提出,尤其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在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借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理念,借助"非遗"文化活态性保护的经验,实现对舟曲博峪传统采花节的活态保护传承。     

论舟曲藏族的民间组织及其社会功能——以武坪村为例

“册俄”（部落）、“杂俄部”（宗族）、“比古把”（兄弟会）等是存在于舟曲藏族村落中的三类民间组织。它们是藏族村落中由村民自发或原发地形成的处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是以服务和互利为目的结合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它们的职能几乎囊括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它们的特征、关系的深入研究,探寻其在藏族农村传统社会及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