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认同危机——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之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多样性吸引着世界各地文化学者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争取少数民族权利为基本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局限性也引起了一股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反多元文化的浪潮。这场文化之战表明：在多元文化国家中,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     

论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

时间性概念(Zeitlichkeit)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它关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一概念的隐秘起源却在有关"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中。通过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将源始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之基本特征理解为一种三态(再临—已成为—瞬间时机)统一的现象整体。而这一基本特征恰好就是后来《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概念的形式结构[即一种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的雏形。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理念重塑——南茜·弗雷泽的批判理论新视界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至今,三代学者的社会主义观经历了从"革命替代"向"民主驯化"和"规范重构"的嬗变。为了在21世纪重塑社会主义,南茜·弗雷泽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可能的背景性前提,揭示了其作为建制化社会秩序的总体性本质,同时扩展了对现存秩序之系统性不公正、多重性危机和民主缺陷的理解。弗雷泽的社会主义规划致力于建制边界的结构化重组、社会剩余的民主化控制和市场功能的社会化转型,尽管这一替代方案在时代诊断的深刻性、理论视野的宏阔性、实践安排的现实性上让人瞩目,但终究未能彻底摆脱民主社会主义的窠臼,而中国视角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批判潜能。     

本体性安全与作为生存理性的实践理性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群体性突发事件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和实现现代化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但是研究主要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概述和总结分析上,缺少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揭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规律和发展特征。本文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地方政府部门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如果社会弱势群体的情绪和行动尚未激化,至多停留在集体上访或集会等体制内平和的诉求手段,机会主义的地方政府将采取高压强硬策略;此时博弈均衡结果是(妥协或平和诉求,强硬);(2)一旦弱势群体中出现少数分子采取了"打砸抢"等暴力抗争的行动,由于机会主义政府转而做出较大让步,从而诱导其他弱势成员相继采取暴力抗争行动,事态反而进一步呈现扩大趋势。因此,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延误事件处置的最佳时机,而且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扩大化。最后结合数值分析和瓮安事件案例,剖析了地方政府部门采取的机会主义应急处置措施,以及本文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     

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

广州入城问题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对此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作用和认识则鲜有论及。其实,徐广缙领导广州反入城斗争取得了胜利,化解了中英长达七年的外交纠纷,1849年后的英人入城之争纯属包令个人行为所致,并非两国间外交纠纷的继续。     

冷战时期中国对周边地区国际危机的处理

冷战期间由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在中国周边地区曾经发生多次国际危机。它们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国家统一、国际地位乃至世界格局影响重大而深远。时至今日,一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并困扰着中国。进入后冷战时期,在中国周边地区又发生多次国际危机,其中一些危机不仅与冷战时期的危机有密切联系,而且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攸关。汲取冷战时期中国应对国际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今后中国政府面对可能发生的国际危机,应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促使解决国际危机手段的多样化,建立和完善国际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重视军事手段在化解危机中的重要性。     

政府风险与社会风险关系分析

一、研究背景 人们把针对政府的骚乱、冲突,与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冲突、技术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统统纳入公共危机范畴.上述现象有其共性,并且有十分重要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