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管理：21世纪企业的社会责任

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绿色运动的兴起和绿色事业的发展 ,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有人预言 ,2 1世纪将是绿色文明的世纪。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 ,建立新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和谐共     

略论责任统计

笔者用责任统计这个词表示以责任管理为中心而实施的统计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含义:围绕责任来设计统计指标;围绕责任来进行统计调查;围绕责任来进行统计分析;围绕责任来编制统计报告.尽管统计学中尚未见“责任统计”这个词汇,但笔者以为,实行责任统计工作和研究责任统计是意义重大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论产品责任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

应否在产品责任中设置以及如何运作惩罚性损害赔偿制是当前各国讨论的一大课题。本文通过界定产品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涵义 ,借鉴西方国家产品责任中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设置、运作状况 ,论证我国产品责任中确立该项制度的必要性 ,并尝试提出完善之建议     

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及其历史使命

基尔凯格尔关于人生的三种存在境界学说 ,揭示了理性的存在境界是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的生存方式。除此之外 ,本文认为 ,学有所长、独立人格、与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和集团相结合以及务实的妥协精神是知识分子的五大生存方式。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辩证地统一这些生存方式 ,并将其融入自己时代的历史使命 ,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进步的知识分子。     

消费社会何以迈向共同富裕——兼论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西方消费社会在根本上是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实现繁荣增长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这使其与共同富裕在短暂地相向而行之后逐渐走向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曾因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出现了消费社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暂时性背离的情况,但我国所坚持和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得我国消费社会与共同富裕之间始终保持目标一致性。在中西方社会共同面临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的当下,这种中西方消费社会的差异,不仅让我们窥见了西方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既有路径中对“自律市场”的执念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社会责任消费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体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强国家”传统以及需由国家力量推动的隐性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之中。     

试论新时期如何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当前,我党正处在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许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事物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矛盾,有待于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情况,对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PPP项目公私责任厘定:公平与效率视角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一定律,同时也是指导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理念。论文针对我国实施PPP模式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公平与效率为理论依据,剖析PPP项目公共资源的产权排他性、公平规则与合作效率的责任制度外延性,从合理安排公平规则、提升合作效率和明晰责任三个维度探索PPP项目的统一制度内涵,提出以政府与企业合作价值最优为原则,构建我国PPP项目中明晰的政府与企业责任逻辑框架,从而有效推进我国PPP项目制度建设。     

自贸试验区“责任清单”的规范及其有效实施

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厘清政府的职责是前提,依法制定清单是灵魂,体现服务政府的理念是落脚点,而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是根本。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当积极探索责任清单制度的规范和运行,为解决政府的懒政、怠政问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措施。在责任清单内容的规范上,应当着重围绕细化各类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现各片区特色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在责任清单的实施机制上,应当着重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责任清单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制度、不履行责任清单的法律责任制度等三项制度。     

论儒家关于“时”的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儒家"时"或"四时"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知识,构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时"体现了宇宙与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节律,自然万物随"四时"的演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顺时""适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根本价值;"违时""失时"都会对人与自然造成损害。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就必须应时而变,顺时而为,与时偕行。因此,"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是从"事实"过渡到了"价值",由"是"推出了"应当",凸显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     

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法救济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实现个人信息处理中信息权益保护与合理利用之平衡为规范意旨,并赋予自然人对自我信息的决定、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能,构成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基础,成为相对人处理个人信息与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依据。立法设计以“知情同意-同意例外”规则为个人信息合规处理的架构基础。当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时,法官应充分运用动态系统论厘清信息权益损害的要素层次,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信息处理者损害赔偿责任。为实现充分有效救济,权利人可考量行使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二元救济路径,明确损害赔偿具体范围,保障其人格权益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