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型不均衡与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虫祭与农药的生态人类学

以韩国全罗道下沙溪村为田野调查对象，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10多年间，随着居民的城市化和农业“绿色革命”的深入，该村传统的虫祭仪式随之消失，并以此为突破口，展示了该村因此而蒙受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双重”灾难，希望唤起整个社会的反省，注意到技术的引进不能光凭该项技术是否贴上“科学”的标签，而是要看该项技术是否能与文化共同体和相处的生态系统相兼容。为此，作者立足于文化相对的立场，提出“适当技术”的概念作为生态人类学评估技术改进的依据。     

水资源约束下安徽沿淮经济带发展研究

采用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对安徽沿淮经济带2007-2012年的人均水资源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及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安徽沿淮经济带水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以及一些传统工业部门对水资源消耗过大;水污染形势严峻,水资源保护仍需加强。在此基础上,为解决安徽沿淮经济带在水资源约束下的发展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法视野下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目前,国内法学研究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界定为环境财产权、新型财产权、用益物权、准物权等。站在国内法的角度,这些对碳排放权的法理解释有其合理性。但从“差别原则”向“共同原则”转变的进程中,更需要从国际法层面对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作出深层次的回应。碳排放权的自然法、国际人权法以及人类生态法属性应是当代人类控制温室气体,确保人类享有清洁空气权的国际法理论解释。     

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验证——以四川省为例

借鉴已有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构建起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生态制度和生态文化五大系统,涵盖增长性、可持续性、和谐性、自觉性四个维度,兼顾积极成果和进步过程两个标准的共计53个具体指标的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针对四川的实证分析,增强省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性还应结合省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和全国生态功能区中的定位,相应调整指标或指标权重。     

多元善治:我国新型大学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向 ——柳友荣《新型大学型态论》论析

《新型大学型态论》所高举的"多元善治"或是未来我国新型大学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向."多元"显示的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以及"有根的多元"的基本立场,凸显了高等教育治理领域多种因素融合发展的创生逻辑;"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目标,无论是对外部管理的变革诉求,还是对内部治理的型态重塑,无不寄寓着"善治"的关系愿景."多元善治"意味...     

河套文化和文化生态建设

文化生态包括有形的文化资产和无形的文化资源,是文化遗产赖以生长和传承的丰厚土壤。文化生态的建设应坚持多元化原则、共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河套文化生态建设的核心是唤醒人们的文化生态意识,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开发好文化资源。     

从“生态人”视角探析环境权理论

"法律上的人"随法域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征,环境法上的"人"应该是"生态人".从"生态人"视角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批判,指出环境权的实质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种际权",即生态总体框架下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因此,环境权就是所有物种都能平等地在自然状态下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这个权利包含了三个子权利系统:珍稀物种种群的栖息地免遭入侵权;自然环境的清洁权和濒危物种的受拯救权.     

西安周边农村环境问题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区域环境问题的善治上,引入体现生态文明的生态文化,是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揭示该区域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指出问题产生的症结在于代表生态文明的环境文化的缺失.为此,应在厘清生态文明内涵、结构等的基础上,对农村环境文化的构建从突出地域性、突出重点、矫正观念等方面入手加以重构.     

论中国绿色发展之“道”——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绿色发展之道包括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之道、战略对策以及实施路径的实践之道。自然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物质及能量不断交换、无限循环的生态系统,人的生命有机体也是一个物质及能量不断交换、循环的系统,自然和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存在都要求其内部各要素状态良好、要素之间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生态平衡。这是二者共同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之道。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过程,它基于自然又最终回到自然,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之道。绿色发展就是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相协调。要实现绿色发展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必须在严格生态执法、普及绿色意识、落实领导主体责任以及强化经济手段四个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