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任务、目标、方式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结果。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为例,以中苏(俄)双边关系的演变为线索,谈谈中国外交的“学习”、“认知”与“创新”过程,及其对中俄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设计素描的四种基本功

设计素描作为学习设计的一门基础课程,通过观察方法、思维方式、表现形式、立体观念和细节刻画四个方面的介绍说明设计素描对于学习产品设计的重要性.     

学与教的一些新观点

最近几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并且愈益重视学习的原理在学校教学设计中的重要性.不管人们认为教学应由教师、教科书编写者,还是应由课程编制专家来设计,他们对于在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中学习起关键作用这一点,看来认识一致的.倘若对研究学习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果加以考虑,就常常会发现与下述情况有关的教学问题.1、为使学生学得最有效.学习任务应如何呈现?2、当学生从事某项任务时,应当要求或鼓励学生本人进行什么样活动?3、必须向学生提供什么样才能确保任何可得的东西,且可用于今后的学习和解决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在教育中是一直存在的.今天作出的回答不完全等于昨天作出的回答,明天的回答又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之所以有这些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断地加深了对人的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把共性的市场经济对法律的客观需求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两个基本方面相结合，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更新观念、摒弃“人治”思想是搞好法制教育、法制服务的关键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王辉斌在杜甫研究史上，宋代“千家注杜”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被称为“少陵功臣”的赵次公的《社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巨著。宋代刘克庄称该书的学术成就可与《左传》杜预注、《汉书》颜师古注、昭明...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图本的价值探寻

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初版于1944年12月,张爱玲亲自参与出版设计,亲自绘制插图。对《流言》图本的价值进行探寻,可为研究张爱玲的文学观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文章从《流言》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明星效应”的商业价值和图文互文价值三方面阐释《流言》的图本价值。     

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     

普通高校开设性别课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传统观念认为,男人是社会性动物,女人则是家庭性动物。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定位不仅限制了两性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并且对性及性别问题有极大的好奇心,因此,高校有必要针对大学生的现实问题开设性别课程,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同时,高校开设性别课程具有天然的师资优势、物质优势、环境优势、学科优势及实践优势等,因此在高校开设性别课程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可行性。     

城乡居民的守法观念与警察信任

守法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权威和伦理秩序的认知和态度。探讨守法观念在户籍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凸显中国城乡居民权威信任的法治属性,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的警察信任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从守法观念的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通过建立城乡户籍、守法观念和警察信任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城市居民的程序正义信任和分配正义信任高于农村居民;其次,城市居民的守法意识比农村居民强,较强的守法意识促进警察信任;最后,从警察信任的不同维度来看,守法观念在城乡户籍与程序正义信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守法观念对户籍与分配正义信任的中介效应小于程序正义信任,守法观念对中国居民有效性信任的促进作用没有城乡差异。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