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农业与生物质能源的互动机制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当前,我国城乡环境、农业和能源都面临严峻生态问题,根本出路在于遵循生态的自然规律进行农业产业革命和能源产业革命,其重要形式是发展高端生态农业,并与生物质能源扩大再生产形成循环产业链,立足农业,超越农业,反哺农业。要廓清高端生态农业与生物质能源的内涵、特点,深化认识二者共生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和它们的内在转化机理,构建循环产业链渠道。为保证二者之间的循环利用,必须构建系统的循环配套工程,实现三个转变,创新资源配置手段,形成"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给力"的三元机制。     

挤出型生物质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研究

为了探究可行的生物质材料连续挤出加工方案,课题组通过正交试验获得最优工艺参数,并通过抗压强度、抗弯强度、抗弯弹性模量、干缩比和密度等性能指标对试样进行评价,分析其性能影响机理。结果显示：选用料筒温度70 ℃,机头温度70 ℃,螺杆转速40 r/min和牵伸长度40 mm时试样综合性能最佳,且机头温度为最大影响因素。料筒温度过高胶黏剂粘壁,试样不规整,过低浆料反应不全;机头温度过高易因水蒸发而断续,较低时纤维易过早冷却固化;螺杆转速提高会使剪切速率增加,物料的混炼效果变好,但减少了混料反应时间;牵伸长度由短至长,材料由易开裂至易堆积。该工艺试样可作为良好的代木材料应用于用于包装、家具及建材等领域的缓冲、非关键支撑和填充等场合。     

“中国农谷”的另类崛起

继武汉“光谷”、“文谷”之后,湖北在荆门打造“中国农谷”.“姓农不唯农”,利用荆门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和“谷”发展模式的要素集聚效应,为农业地区提供了一条另类崛起的路子.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荆门农谷调研时说过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不论是光谷还是农谷,‘光’和‘农’只是产业,而‘谷’是关键,‘谷’是一种体制机制,是一种战略.” 中国农谷是如何姓农不唯农的?湖北又为何如此热衷“谷”发展模式?     

全球生物能源政策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产业发展角度,探讨了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一般规律,描述了全球生物能源产业现状和发展困境,比较了国外生物质能源大国的政策沿革、内容及其特点,提出了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原则和重点。通过比较与借鉴,本文认为,在生物质能源发展问题上,中国同时具有"资源劣势"和"政策优势"双重特征,未来生物质能源的政策框架应该综合考虑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业和维护经济稳定等更多的因素,形成一个均衡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体系。     

活性炭的制备及其对重金属离子吸附研究

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减少碳排放以及废弃物高效利用已经成为共识.该研究首先以豆渣为原料,碳酸钾为改性剂,高温煅烧炭化,制备生物活性炭材料,探索不同条件下制得的活性炭材料对铅离子的吸附性能;随后探讨了金属离子初始化浓度、活性炭投放量、吸附时间、材料筛网孔径和盐酸处理浓度等对吸附性能的影响,最后得出结果表明：活性炭材料筛网孔径为0.106 mm,盐酸处理浓度为8%时,活性炭的最优使用量为0.05 g,吸附平衡时间为30 min是最佳吸附,此时吸附效率为96.3%,吸附容量为996.98mg/g.研究为生物质活性炭处理含铅离子废水的实际应用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参考和依据,对含铅离子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和排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校企合作产品研发制作案例浅析

通过校企合作可以提升教师解决产品研发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教师在一体化课程改革中,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积累经验,从而能大大提高专业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而企业也可依托学校的设备和师资力量解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电价补偿对生物质发电厂经营发展的影响

中国生物质资源丰富,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使生物质能技术的发展处于比较有利的阶段.虽然生物质发电被认为是优质的发电方式,但由于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燃料费用过高,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整体效益不容乐观.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以单个生物质直燃发电厂为例的经营发展模型,分析生物质发电厂的生存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对生物质发电厂实施电价补偿的经营发展动力学模型,研究电价补偿对生物质发电厂的经营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的常规生物质发电厂难以盈利的情况普遍存在,电价补偿对生物质发电厂发展的激励作用明显,分段电价补偿模式比定值电价补偿模式更有利于生物质发电厂的发展.     

两种我国常见生物质的热解特性研究

联用动态热重分析(TG)和微商热重分析(DTG)研究米糠和木屑的热解特性,结果表明:米糠试样和木屑试样的热解发生在200℃～500℃之间,分两步进行.通过分析对比米糠和木屑的热解特征曲线得出,米糠试样相对于木屑试样具有较高的难挥发组分含量和较低的热稳定性.     

生物质经济的创新之作：评《21世纪新经济形态——生物经济与生物质的开发利用》

生物经济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学者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于2000年5月正式提出的。几乎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生物经济的开创性研究，提出生物经济是以生物科技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经济形态。自此，生物经济概念在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日本、新加坡、欧盟、澳大利亚等纷纷将发展生物经济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作为国家研发重点，予以重点投入，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科技竞争力、经济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点，生物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点。中国政府也于2003年确定了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即切实加强源头创新，重视集成应用，积极推进产业化，确保生物安全，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