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遗民对周初思想变迁的影响

人们在分析殷周之际的思想变迁时,通常将焦点聚集在周人本身的探索与努力上,特别表现为对文、武、周公思想的重视。但是新思想的产生必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变＂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实际上,在殷商末年,殷商统治集团中的贵族智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动荡局势时就已经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而且很多殷商贵族纷纷归附周王朝,这些人对周人的思想世界不能不产生影响。周初思想的变迁是在殷末智识分子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海外上市研究的路径变迁——兼评新时期赴美上市

对企业海外上市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国家间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企业自身的逐利需要及国家内部政治体制的变迁使外文文献对企业海外上市动机及绩效问题的研究逐步从市场和治理因素引入了政治制度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冲突是企业在海外上市失败的根源。以赴美上市为参照,提出了在新时期应重视中美资本市场文化差异及政策法规比较、赴美上市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及文化差异下赴美上市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     

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生计方式变迁研究——以河北省D县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属于社会整体性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河北省D县为例,通过对D县农村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行实地研究,描述了生计方式变迁的内容,并深入分析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力机制。生计方式变迁导致了农民家庭收入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社会流动的不合理、"熟人社会"的陌生化等问题,积极寻求农民理性适应生计方式变迁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和稳定。     

近代航业兴起下的区域社会经济生活变迁

航运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运力革命,改变了市场的时空距离,也引导了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新趋向。一方面,市场的多元化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了商品结构和人们的消费习惯,吸收新式元素成为显著特征;另一方面,贸易规模的扩大,城镇在航运网络中的功能由单一的消费终端转型为中枢转运、原料输出的双重角色,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是被逐步释放出来。     

甘蔗种植与壮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为例

20世纪90年代后,甘蔗的大面积种植导致壮族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的调查显示,村民的生计方式由种植粮食作物转为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生活方式从依自然而行转变为围着甘蔗转,经济性质也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甘蔗种植既是果怕屯人改变生存状态的经济方式,也是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诱因。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延续传统文化的活力,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把握社会发展方向需要思考的问题。     

通辽市库伦旗安代舞中“博”角色的变迁

安代是一种融合舞蹈、音乐、唱词于一身的蒙古族民间艺术形式。博是安代舞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什么时代,博都是安代舞中的灵魂人物,是整个活动的核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安代舞的发展,博角色发生了不少变化。本文旨在揭示这种变化,并浅谈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更好的发展传承安代舞这一民间艺术形式。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文化生态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体现土家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同时受审美性理念的规约,更加彰显土家族的审美精神与审美价值。就目前来看,对于后者之研究仍缺乏关注。因此,笔者尝试从自然与文化的审美性关联对此做学理性思考,认为土家族民众主体认知与自然环境体悟对象皆以生命为美体现审美关系;双重的生计方式必然遵循自然美的原则;土家族社会发展和汉族、苗族的文化交融,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文化生态形成重要的影响。     

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转型与变迁

中国有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以及与之伴生的官场文化传统,良莠并存的官场文化历经近代以来多次的中国政制改革和政治变迁而始终绵延并影响着当代中国官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场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公仆型官员文化为主导的官场文化重建、改革开放以来催生的敢"闯"敢"冒"的改革型官员文化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场"个性官员"文化异军突起的官场文化生态变迁过程。通过考察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脉络和更好地把握当代的"个性官员"现象。     

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