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蕴含丰富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邓小平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才、育才、选才、用才等多个方面。其中,重才是人才强国的前提,育才是人才强国的基础,选才是人才强国的关键,用才是人才强国的实践。四者相辅相承,密切关联,共同构成邓小平人才强国战略思想的有机整体     

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科学诠释

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强调指出的注重效率、维护公平 ,是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内涵的基础上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科学诠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平不仅包括经济意义上的公平 ,也包括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公平 ;效率也不应当仅仅是经济效益 ,而应该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运作的效率。公平是效率的内在要求 ,效率也是公平的内在要求 ,公平制约着效率 ,效率制约着公平 ,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 ,而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即辩证统一的。     

论公平与效率的结构关系

公平是社会关系状态，是以经济公平为核心的质与量统一的结构体系。社会效率是生产力效率与生产关系效率的一个质与量统一的协作结构。而生产关系效率，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主体来说，就是公平存量的变化率的比例函数。因此，公平关系变化率ef与生产力效率ep直接成为社会效率e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得出描述e、ef、ep三者的动态结构关系。     

激励规制: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激励规制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规制理论 ,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它把规制问题看作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 ,着重研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它使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对规制问题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使政府规制更充分地体现了效率的要求     

高技术园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指数——基于DEA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了5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状况,同时以超效率DEA模型为基础对这些开发区的生产效率进行综合排名,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指数的外部因素。结果发现:(1)在众多的开发区中真正处于有效率生产状态的地区并不多,占20.75%,处于纯技术有效的开发区占39.62%;(2)导致大部分开发区无法处于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进行生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规模过小;(3)开发区的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受地区的开放程度、集聚程度和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大,而规模指数则受开放程度、地区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司法认知的价值之维

有些事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法官依职权直接确定为真实,这就是司法认知。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官职权强甚至超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弱甚至超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划清法官的职权范围,理清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界限,司法认知的现实意义凸现。司法认知的主要现实意义是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提高诉讼效率、促使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扬长避短。     

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思考——一种效率与公平的认识视角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公平只能是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公平的社会主义效率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构建和维护.全面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创新券能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么?——基于供给面与需求面政策的叠加效应

以我国2012-2018年861家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检验方法,探讨了创新券这一创新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券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创新券可降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过度投资,即双重政策的叠加会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券并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间接验证了产学研信息共享的机制.在激励企业投资时,政府应注意到单一供给面政策造成的非效率问题,利用多重政策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