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晚清广东的田赋征课

田赋是国家和行省赖以行政的基础,晚清时期各省田赋征收款目各有区别,广东田赋征税科目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科目设置和变化反映出该省财政需求、军政变迁和新政改革的运作轨迹。田赋征缴“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是该省征税科目变化中的两项重要特征,各大类科目征额和税率差异明显,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晚清行省税政嬗递的一面,这种变化为今人理解晚清“省税”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截图。     

晚清田赋负担水平若干问题的考察

晚清时期,政府统计的田赋收入由约0.3亿两渐增至0.5亿两,而实际征收的田赋估计要增加1倍。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业产值也有明显的增长,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从这一角度看,田赋负担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封建地主所有。此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晚清田赋实际负担水平较清代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略论晚清田赋改革思想

鉴于田赋在清朝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及田赋征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 ,晚清朝野人士有关田赋改革的议论甚嚣尘上。清末主流思想界处理田赋积弊的思路 ,还是沿袭两宋以来的传统 ;也有极少数先进人士以西方近代财税理论和制度为依据 ,对田赋制度提出了全新的改革方案     

盛世盛举废田赋——故乡人民心中的赞歌

2007年11月初,我和老伴一起离开北京,回到惜别数年的家乡——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小山村居住了20多天。在这20多天里,我们每时每刻无不沉浸在喜悦之中,不仅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且亲耳听到了乡亲们心中的赞歌——"盛世盛举废田赋"。     

抗战时期安徽的田赋征实

抗战时期安徽自1941年开始实施田赋征实,成立省县田管机关和粮管机关,分别办理经征、经收事宜。安徽在其国统区47县实行征实,征实标准和数量逐年增加,并不断完善征收程序和验收方法,通过增设仓库、提高库容、严格考成、加强催征等措施,使安徽田赋征实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总计在1941—1945年共征粮食9 324 615市石,年平均征起率达106.3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皖省军公民粮的供应奠定了基础,既支撑了安徽战场,又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回眸南京国土资源管理历史变迁

南京地区历史上把土地与田赋、税收合在一起．由田赋或财税部门统筹管理，实行地政、财税合一。     

左宗棠与甘肃财税改革

左宗棠在甘肃期间,从收复新疆、开发西北、巩固边疆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包括田赋、盐务、茶务、厘金等在内的旧税制及甘肃币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甘肃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措施与成效值得总结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