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忽略了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后申遗"时代,文化觉醒引发的文化归属存在"误认"可能,遗产公共性则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避免"误认"。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上。     

大运河、丝绸之路双双申遗成功

大运河、丝绸之路双双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河南的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增至5处。前三处分别是：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和“天地之中”历史文化建筑群。6月22日，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中国大运河”跨省系列申遗项目、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总数达47处。     

论洪江古商城的价值、现状及申遗可行性

湖南洪江古商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被誉为"中国第一古商城"。古商城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城内建筑选址科学、布局合理,大街小巷静谧优雅、古朴幽深,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本文通过分析洪江古商城的保护现状和管理水平,对古商城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估,从而评价洪江古商城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行性。     

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

对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遗址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经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遴选考察推荐,其成为中国大运河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中国大运河申遗河南郑州段的历史空白。提出了对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具体措施,为推进中原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决策依据。     

刍议北京城中轴线研究十要点

北京城中轴线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经过多个古都的不断实践,在明代形成并发展至今的。当下的北京文化研究领域,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北京城中轴线申遗问题,文章列举了北京城中轴线研究的十个要点,对推动北京城中轴线研究和申遗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红旗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策略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突出的普遍价值”是衡量某遗产能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标准。实践中,它不仅要求遗产满足相关的具体要求,还要求其真实性得以证明,且存在有效的保护管理体制。红旗渠申遗的关键即在于证明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首先应确定红旗渠以“文化景观”类遗产参加申报的方针;其次要在理论领域深挖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及其普世价值,以证明其真实性;此外,还需科学规划论证,以建立针对红旗渠的有效的保护管理体制。     

西北丝绸之路跨区域、无障碍、一体化旅游模式研究——基于丝路申遗的视角分析

西北五省区应以“丝绸之路”中国段跨国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为契机,联合开发,协调发展,打破区域限制,相互开放市场,走跨省区、跨区域合作开发之路。文章论述了跨区域旅游合作、一体化模式,提出了西北丝绸之路区跨区域、无障碍、一体化旅游的建设性发展对策。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永顺老司城遗址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终跻身于申报世界遗产行列,经历了长达五十三年的准备期。老司城遗址申遗个案表明：土司遗产走向申遗,主要是能够揭示价值、凸显价值、宣传价值和肯定价值。申遗准备的周期可以缩短,关键是要有效地整合地方考古、高校调研、权威媒体报道、大型会议肯定和政府的决心等五大优势。     

“申遗”热背后的产业冲动与经济伦理问题——以中国遗产资源为例

近年来,中国各地对"申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很多并非是出于对世界遗产保护的人文关怀的需要,而是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产生的产业冲动,将那些具有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世界遗产当做普通的经济资源来经营开发,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考量世界遗产的价值,不遗余力地"申遗"背后却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追求和政绩心理,由此导致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有悖于经济伦理的问题。在对世界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过程中,道德关切与有效保护世界遗产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并且在创造更广阔的利益空间的同时有效提升了遗产资源的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