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考虑间接网络外部性的电商平台纵向整合策略

考虑双边市场供需规模带来的间接网络外部性影响,全文比较了分散型服务链、平台集中分销业务的局部集中型服务链、平台集中物流业务的局部集中型服务链,以及平台同时控制分销与物流业务的全集中型服务链四种电商服务链结构下的商品价格、双边供需规模和平台利润。计算结果表明,当网购者对网商的间接网络外部效应偏强且高于网商的间接网络外部效应时,电商平台对电商服务链纵向业务的整合力度越强,尤其是涉及到物流业务的整合程度越深,平台的商品价格就越低,双边用户的供需规模会越大,平台的利润会越高。因此,电商平台关于电商服务链的最佳整合策略是采取同时控制分销渠道与物流渠道的全集中型结构。     

电商服务链博弈视阈下的网购包邮悖论与解析

针对网购包邮这一热议话题,在考虑了由电商平台、物流商、网商和买家构成的电商服务供应链后,采用逆向求解方法,分析了垄断电商平台与双寡头电商平台主导下的两种服务链博弈模型下的网商包邮与否对网商、电商平台和物流商等市场决策主体的博弈均衡及得益的影响。两模型的求解结果均表明,包邮本身只会造成网商的商品定价上升,并不会达到促进买家购买和提高网商、电商平台及物流商等关联商利润的目的。网购包邮带来的薄利多销并不是包邮本身直接指向的结果,而是买家认为包邮商品更为低廉的心理作用的副产品。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西部贫困地区扶贫范式转换的演进及其模式化借鉴

扶贫范式是国家治理贫困地区的主要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扶贫范式是将我国传统扶贫范式进一步转化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才能确保现阶段的扶贫范式发挥实质作用。     

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思考

新发展理念是重要的思想指导,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需注重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协调发展的科学诉求、绿色发展的品质要求、开放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更需在明确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的存在困境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与引领精准有效识别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致贫原因、合理转变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价值观念、积极打造少数民族地区绿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科学培育少数民族地区新型文化传承人才队伍、建立健全文化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等多元融合的方式方法,助推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实践发展,以期切实提升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精准扶贫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我国基层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问题及防范路径

当前,全党自上而下正在分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体到扶贫领域,就是要在脱贫攻坚中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利民惠民,以人民为中心,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遏制我国基层扶贫领域的违法犯罪,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我国扶贫领域的职务违法犯罪中相当数量的案件发生在区县部门、乡镇(街道)和农村组织等基层,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此,需要加强精准研判,摸清违法犯罪的状况,准确把握违法犯罪的趋势及其种类、特点和成因,以便于综合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