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

坊刻本是指朝鲜后期在民间私设出版社所刊行的各种读物而言。坊刻本为了减少板刻费用,使用了在其它任何资料中都不能看到的大量的民间俗字。因此其俗字之研究,不仅对于弄清朝鲜后期民间所用的俗字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窥见这些朝鲜俗字之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识。     

《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

光绪二年刊行的《书目答问》是《四库提要》之后最重要的目录书,影响极大.各地翻刻重印版本甚多,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重刻本,王秉恩对本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和"正",改动原书达四百余处,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惜其流传不广.1931年印行的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对《书目答问》作了全面的"补"、"正"工作,影响最大.然而范氏未能广聚众本校勘.特别是没有看到贵阳刻本,未能利用王秉恩的成果,诚为研究《书目答问》之一大憾事.且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王秉恩及其校刻之书,均有很大研究价值.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海内外现存《春秋》类宋刻本考述

宋刻本作为较早的传世纸质文献,在保存、传播宋代及之前的春秋类文献时所显现出来的文物和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尽管以往的善本目录或研究论著有过著录和整理,但尚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准确全面揭示其现存状况。时至今日,这些春秋类宋刻本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究竟还有多少存在于世?版本状况怎样?保存在哪里?搞清楚这些问题,无论对春秋类文献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华民族遗产的整理、保护等都会大有益处。     

论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的文献价值

本文考察了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在文献的校勘、辑佚和考辨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认为这一刻本在本文及注释两方面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关于Moser方程

用初等方法证明：当ｎ、ｒ是正整数,丢番图方程ｎ∑／ｋ＝１Ｋ＾ｒ＝（１＋ｎ）＾ｒ只有正整数解ｒ＝１,ｎ＝２。     

关于丢番图逼近中的一个猜想(Ⅰ)

证明了Cusich提出的猜想(Ⅰ).对于任给的n个正整数a1,a2,…,an总存在一个实数x,使得‖ aix‖≥1/n+1,i=1,2,…n成立.其中‖x ‖表示x到其最近整数的距离.     

关于丢番图方程∑ni=1 ∑nj=1aij xi xj＝0的整数解

当丢番图方程∑ni=1 ∑nj=1aij xi xj＝0有一组不全为0的整数解时,给出了它满足(x1,x2,…,xn)＝1的全部整数解的公式.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在清末,循化厅在因俗而治的理念下,在尊重少数民族两造传统的基础上,在动员乡老等积极参与下,依据番例番规制定判决执照.执照是确定少数民族两造双方产权纠纷及赔付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循化厅少数民族判决执照的专题探讨,不仅了解了官府制定与颁发执照的程序,也知晓了官府制定执照时的策略与技巧,更明白了执照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亦洞悉了执照在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