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重光 潮流再引——《因明大疏》研究百年

本文回顾了汉传因明代表作《因明大疏》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了该研究从普及到专题研究再到全面研究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成就,认为郑伟宏新作《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代表了《因明大疏》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从四个方面概括《因明大疏》的成就与不足,对它的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全面而精当的评价。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关系情况浅析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以"凡"语说明某些"实"之得"名"缘由和某些"名"所指的"实"的内容范围,指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二、以"凡"语说明相同、相近、相因之"义"分别用相同之"名"或音同音近之"名"表示,指明"名"与"义"之间的关系。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试论焦循对杜注的批判研究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学研究特点鲜明,主张"以训诂明义理",提倡把经典内容的考据和义理思想的探究并重.他所著<春秋左氏传补疏>贯彻了这一研究思想.该书除了从考据学角度研究杜注内容之外,还在分析杜预的生平、仕途进退的基础之上,把魏晋之际的历史与<左传>的有关记载相比附,在义理方面对杜注进行了批判研究.从而把清儒对杜注的臧否推上了新的台阶.     

从肯尼斯·伯克的认同说解读公益广告的和谐功能

＂认同＂是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修辞话语采取三种方式达到交际双方的互相认同,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与＂误同＂。公益广告修辞活动的主要方式是认同,即通过构建＂同一＂和＂同体＂与公众和社会进行互动,具有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     

《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版误校一则

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的由贺次君先生点校的《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怀州＂修武县＂条目下有以下记载：左传曰＂晋阳处父聘于卫,过宁＂。按照贺次君先生的点校来理解：晋阳人处父去卫国聘问,路过宁这个地方。但从《左传》的记载看,贺次君先生的点校应有误。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之后：文赢请三帅,…（晋襄）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330页。下同。）     

《说文拈字·订误篇》是因袭之作

《说文拈字》是清代安康学者王玉树撰写的一部研究《说文》的著作,其《订误篇》是为考订汲古阁本《说文》而作。经考察发现《订误篇》实为因袭前人之作,创见甚少。     

《闲情偶寄》之"尖新"析义 ——以《风筝误》为例

"尖新"二字,历来在文学上褒贬不一,而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论的"尖新"与"纤巧"之义等同,区别于一般文学理论概念,具有新奇巧妙、生动不陈腐等意蕴,趣味十足,令人眉扬目展.以《风筝误》为例,"尖新"主要具有关目之新巧,叙事结构之精密,喜剧语言之机趣畅达,人物形象之鲜明可感四个方面的含义.李渔所推崇之"尖新""纤巧"立足于戏曲文本创作与舞台演出两个形态,同时与《闲情偶寄》其他创作细则如"脱窠臼""戒荒唐""贵浅显""重机趣""语求肖似"等要求有着紧密联系,具有自身独特丰富的内涵.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关问题研究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诗经》学文献。本文对争议较大的陆《疏》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当为三国吴陆玑。陆《疏》的出现是三国时期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陆《疏》解释《诗经》名物而不干涉诗意的做法,开拓了《诗经》文献的研究视野。陆《疏》关于《诗经》传授情况的记载,为解决《毛诗序》作者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通过史料分析认为,《毛诗序》作者当为子夏,卫宏又做过进一步的整理。陆《疏》开创了《诗经》学名物派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