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之所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综合文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租总数的作用。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陶渊明四言诗特色及义疏举隅──兼说多种《陶渊明集》的注释

前人对陶渊明四言诗颇多微词。本文作者通过长期研究有诸多新的发现。这里，重点对陶潜四言诗特色进行了发掘；同时也对流行的多种《陶渊明集》注释提出了异议     

唐宋诗词名句新解

由于地域和时代的差异，古代诗词中某些简单的字词被人望文生义地曲解了。本文凭借前人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料和思维方法，弥补了前人注释中的一些缺憾，这对于文学乃至历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藏族传统造像典籍“三经一疏”初探

本文对藏族传统造像典籍作了初步探讨，尤其对“三经一碗”成书的时代及其于何时被译成藏文的问题作了考证。     

“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

“无赖”是中古、近古汉语中常用的俗语，多见于诗、词、曲。然诸家释义多误，原因亦在于望文生训，随文释义，未能根据语素确立有概括性的义项，又忽视于“无赖”意义发展转换的时代性。笔者为此提出辨误，以为：“无赖”本义为无靠，引中为指放刁撒泼等不端行为以及有这种行为的人，又引中为无可奈何，由此引申为无聊，再引申为无限，众多。从无聊义又发展为讨厌，烦闷、空虚，无意义、不庄重三项，所以“无聊”与“无赖”实为同义词。至于“无奈”，则在“无可奈何”义项上与“无赖”同义，又在“无限”义项上和“无那”同为“无赖”的代音异写词。总之，“无聊”、“无奈”以及“无那”都与“无赖”有一定的词义发展关系。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桐城文学渊源考》阙误续补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录了以桐城派为中心的1206位作家的生平,为探寻桐城文派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丰赡的资料。然而,书中所载录的文字阙漏较多,内容涉及作家的名、字、号、里贯、科考、仕宦、著述名称及卷数等方面。另外,记载不无失误之处。通过爬梳载籍,考补作家缺名8例、作家缺字8例、作家名考异2例、作家名传不符1例、作家重收1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