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研究

人民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强国建设之基。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基于“健康中国”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时代背景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滞后以及传染病等问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思想；大卫生、大健康新理念；人民健康是最大的生产力；人民健康是全面的健 康以及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防控的思想内涵。通过研究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应对国内出现的重大疫情，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维护国家安宁与国际稳定，更好地体现中国 防疫经验的世界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地市级三级医院医保费用运用“四管控”的效果分析

某三级医院对职工医保的医疗费用实行“四管控”后,医保统筹基金超总控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药占比、耗占比、平均住院日同期对比明显下降.实践证明,解决医保统筹基金增长过快关键在于医院内部管控.     

5G时代食品包装安全的智能管控设计

食品包装安全事件频发,使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敏感关注拓展到其外包装的安全;随着5G时代的到来,5G卓越的技术优势为食品包装安全管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目前, RFID自动识别技术、二维码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食品智能管控领域;5G时代食品包装生命周期智能管控技术的安全升级,则可以从建立食品包装安全管控大数据库、推动物联网的运用和5G+智能包装三方面实现;将5G技术应用于食品包装行业的智能管控升级,有助于打造高智能、全自动、多互动的食品包装安全管控体系,为包装行业带来全新的转型升级,实现万物互联的裂变式发展。     

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报告质量评价

收集2020年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数据,运用TOPSIS法从门诊登记项目是否齐全、传染病疫情登记和报告卡填写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对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安徽省20.1%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验科、放射科未设置阳性检验检测结果登记并记录,10.2%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项目登记不齐全;TOPSIS分析显示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报告质量存在差异;村卫生室和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报告质量较低。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需进一步规范,质量有待提高。应加强监督,重点提升村卫生室和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质量,促进区域间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协同发展。     

大数据时代社会疫情的技术治理研究 ——以T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疫情治理,不仅能够创新政府的治理手段,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使有效的政府治理成为可能.然而,T市在疫情的技术治理中却存在技术治理意识淡薄、数据分析应用不足等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要实现政府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树立技术治理理念,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以应对新时期社会风险因素复杂化的变革需求.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后疫情时代乡村振兴科技动能的在地化生成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与农村发展的动能转换期、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围期重叠交汇,在地化生成逻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立足农民主体的第一视角。锚定科技动能在地化生成目标,立足乡村,将资源、产业、科技和人才等在地化因素整合起来“嵌入”到乡村振兴的架构上来综合考量,充分发挥乡村振兴的主体能动作用,激发科技动能的在地化生成,逐步形成科技支撑和科技动能的“强连接”。科技动能的在地化生成需要乡村人才承载科技,与乡村发展具体要素匹配融合,与市场需求有效结合,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正向契合,其具体样态、模式等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呈现。在党的有力领导、政府有为引导和市场有效拉动下,农民顺势而为、依地而立,克服后疫情时代突显的不利影响,探索科技动能在地化生成的现实路径,乡村振兴将在新时代进程中实现由外部科技支撑到内生科技驱动的整体转化和升级迭代。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科技伦理原则适用探索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科技成果开发应用,在发挥相应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科技伦理悖论,即科学防控与自由权利、科技研发与责任关怀、科技产权与公平分配等之间的矛盾与争议。通过构建疫情防控中的个人相对自由权利、负责研发机制和科技成果公平分配等伦理准则,有助于消解科技伦理悖论,为取得防疫完全胜利提供伦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