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对介词隐喻义的教学启示

在传统语言学中，隐喻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方式，但认知语言学家则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它还被看作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即隐喻概念或概念隐喻。根据这一隐喻概念理论，分析一些空间介词所体现的隐喻概念及其存在的经验基础，可为英语介词隐喻义的教学提供一些方法。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双面的雅努斯--试析巴赫金美学人类学主体性的涵义问题

审美创造主体论是巴赫金美学思想的核心,涵义结构复杂,但这个结构整体上却有鲜明的特征一体双义.他既是外位整体的审美观照者/创造者,又因对他者的当下直观产生交互性的同情体验而成为一个形象化的客体性人物.反映在作品创造中,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可论定者,同时又客体化为两付"面具",成为叙述人和主人公;另一方面,读者从作品整体的形式中能感受到他把握语言的艺术功力,而这一能力却来自大时代文化史的形塑.     

水的象征义及其蕴涵的民族文化精神

象征是一种修辞技巧,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广泛运用,深融于传统文化的有机体之中。水作为大千世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自然形态多样,因而被赋予了“人格、情感、时间、美、生命本源”等众多的象征义,并且透过水的象征义也折射出“正道直行、民为邦本、豁达乐观”等民族文化精神。一、水的象征义(一)水具有人格象征义所谓人格象征义是指在原本与人类和人性没有关系的意象中,赋予人性和人格的含义,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水是有生命的物质,是有德的,并用水之德比君子之…     

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不成熟的民主实践,法国大革命为后世广为诟病。尤其以恐怖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被反复批驳。费赫尔从国家政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由"指券体系"所催生的国家干预政策与"德性共和国"的虚假预设,是大革命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内在根源。他们将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体的政治领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进一步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从而强制营造出德性-国家-民主的蹩脚统一。当道德的衡量标准被肉身化为世俗的革命领导者时,政治民主就被道德专制所取代。其过程本质是哲学层面的绝对自由仓促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结果。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哲学实验的失败。而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不是要脱离于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     

叔本华哲学视域下“恶”的本质分析及反思

从叔本华开始,非理性地探索世界的方式逐步显现在哲学家的思考中。叔本华从与黑格尔相反的路径来解读康德,通过对康德的批判构建了自己的意志哲学。意志是构成世界的本原这一思想,贯穿了叔本华思想的始终。叔本华从意志哲学的角度,发掘出了“恶”的本质内容：人作为意志最完美客体化的呈现因其在痛苦中的挣扎而使“恶”发生,从而表现出“非义”“利己”等特征,“恶”存在于人的欲求和冲动中并且以循环的方式不断呈现。唯独通过悟知性格使人达到艺术（音乐）的层面,人才能得以暂时摆脱表象规律的束缚。同时,在对叔本华哲学“恶”的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正义、强制等范畴的思考。     

司马迁人格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侠者的影响、儒学的教育、道家的熏陶使司马迁侠 (分言为义、奇 )的人格特征早在其少年时代就已基本形成 ;青年时代的壮游之举不仅使司马迁坚信了自己的信仰 ,也磨练了意志 ,宏阔了胸襟 ,陶冶了情操 ;中年时的入狱和受刑 ,使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透彻 ,友情观与荣辱观最终形成 ;晚年著成的《史记》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人格。《史记》是一座高耸云天的人格美的纪念碑     

《白虎通义》《释名》声训之优劣

《白虎通义》与《释名》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两本声训书,在古汉语研究中仍启迪着一代代学者。现代汉语探源要从古汉语着手,对这两本声训书进行优劣方面的对比,能让我们对汉代声训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白虎通义》和《释名》声训特点进行归纳比较,进而总结出汉代声训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依经立义”与“兼采百家”:论《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模式

从理论建构模式的层面来认识《文心雕龙》如何“弥纶群言”,是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总体而言,“依经立义”是《文心雕龙》最突出的理论建构范式;同时,《文心雕龙》也兼采纬书、楚辞、子书、史书及前代文论的有益成分。“奇正观”正是刘勰处理“依经”与“兼采”相互关系的原则。“依经立义”为主而“兼采百家”,这样的理论建构模式最终造成《文心雕龙》地负海涵的宏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