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翁照垣将军和《淞沪血战回忆录》

《淞沪血战回忆录》记叙了作者和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日寇在上海的残暴和凶恶,触及了参战各个部队和战事的各个方面,再现了这场战事开始、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中国军民携手抗战的历史画面。其行文通俗,语言简洁,接近于说话,有口语文体特点,读来朴实、真切、感人,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描写抗战、叙记国难的白话纪实文学。     

胡风的话语方式

在上世纪40年代的言说语境中,胡风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欧化白话文。胡风的白话文欧化在词汇、文法和叙事三个层面上铺展,又在具体的文本中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把胡风的欧化白话文放置到现代白话文生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五四”的白话文写作和启蒙主义的精神,继承了鲁迅“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这些直接构成了胡风欧化白话文的精神后援,欧化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就成了“胡风话语”。     

欧化·现代化·民族化——略论现代中国语文"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

汉语“欧化”既是中国与世界之冲突、融合在语言上的反映,也是中国语言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这个进程始终面临着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各种张力。近代中国语言的欧化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不过总体上说,这时语言的欧化还处于不甚自觉的实践层面,而这个实践活动首先是从以古朴、渊雅古文著称的魏源、严复、林纾的译述活动开始的。五四语文运动承接清末民初而来,五四欧化问题也是在前一时期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深化。在白话是否应该欧化的问题上,五四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1930年代的大众语和拉丁化运动中,理论探讨主要解决的是怎样使“资产阶级欧化”向“无产阶级欧化”转变的课题;实践中面临的是如何解决拉丁字在中国大众之中生根发芽的问题。左翼理论家在批判五四语文的资产阶级欧化性质的同时,呼吁建立无产阶级的欧化。19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中,欧化与民族化的紧张是这次论争中的一大焦点。针对借口民间形式否定外来形式的倾向,左翼文艺家指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欧化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欧化主义者的多事,而是中国语言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需要。     

印刷术与文、白之争——白话文运动的媒介学分析

文言文、白话文是两种在中国古代并存发展、互相竞争的书面语体系,其中文言文占据了数千年的主导地位,直到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后,其地位才被白话文所取代。符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传播技术所决定,文言文与雕版印刷术相适应,白话文与机械活字印刷术相适应。雕版印刷术的有限的传播能力和技术支持了文言文占据数千年的正统地位,而晚清以来机械活字印刷术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它要求有广泛的读者、频繁更新的内容、广阔的市场与之相适应,借助白话文运动这样一种剧烈的、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机械活字印刷术获得了大批量生产所必需的读者群和市场,并取代了雕版印刷术的主导地位。相应地,白话文也取代了文言文。这种社会运动、传播技术、符号体系之间复杂的互动,我们还可以在欧洲宗教改革中找到另一个例子。了解这种在思想观念背后的传播媒介的物质力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白话文运动。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夜”背景和诞生方式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意识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域外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被汰”的认识模式与“强国富民”的愿望共同构成文学革命诞生的“前夜”背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其形态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为先，创作实践相对贫弱；功利意识为主，审美意识为辅，反封建、重启蒙的主流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学本体追求相对较弱的特点。从语言形式变革、文学内容更新到全民接受视野和个人接受特征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总体上是一种功利的冲动而非人文的冲动．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这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然。     

语言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

你到底会几门语言? 每个人其实都同时掌握几门语言。这里说的各种语言,并不是指各个国家的语言,而是指人们对中文的各种运用。比如说,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比,就是另外一种语言;还有,我们写东西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是书面语,而我们说话的时候,则常常用口头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口头语言也有很大区别,比如,我们常常会说某个人说话“打官腔”,或者说有些人说话是“播音腔”,还有时说某个人说话真“土”……往往从一个人的说话就能判断这个人的职业和性格;另外,即便是一个人,他在单位和同事说话、和领导说话,回到家中和父母说话、和伴侣说话、和孩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胡适与晚清文学改良思潮

晚清文学改良思潮对胡适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胡适承袭了梁启超等人的以文艺作为新民手段上，还表现　在他们在诗歌革命的宏观问题上，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当然，胡适也有所创新。这首先表　现在具体到如何进行诗界革命时，胡适与梁启超的不同意见。其次　，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时　更多考虑了文学界的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和文学自身的特性。胡适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文学　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要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必须创造出能为大多数民众　所接受的白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