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情理矛盾及其社会成因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凸显了明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情与理的矛盾与抗衡,主要体现在爱情婚姻、新型的义利观以及人们金钱观念的转变上。儒学价值观、程朱理学、王学左派思潮及市民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影响是矛盾和抗衡产生的重要社会成因。     

从中唐服饰风尚看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盛唐和中唐政治经济的分水岭，也是诗歌的分水岭，中唐的诗歌展现了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 风貌，先是经历了以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过渡期，随着渴望中兴的改革观念的崛起，诗歌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出现了以怪 奇为特征的韩孟诗派和以尚实为特征的元白诗派，这些诗派的产生有着这个特定时代文化土壤的影响，可以通过文化的另一 个视角——服饰，在中唐出现的特色为出发点，探求另一种中唐文化的代表——中唐时期的韩孟、元白诗歌流派，所能够产生 和发展壮大的文化风尚原因，能对这两个诗派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进而了解中唐的时代特色与审美情趣。     

现代诗派的发展与后现代诗派

抗战爆发后，虽然现代诗派对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随着时代思潮的转向而走向衰 微，但是由冯至《十四行集》的拓展，到４０年代中后期，围绕《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杂志又 崛起了一个更加响亮地提出“新诗现代化”口号的后现代诗派（“九叶诗派”）。这个诗派不仅在 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总体背景中发展了现代诗派的先锋探索，而且突入到广大的人生现 实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综合的特征。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

南宋文学在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文风承传、诗派文体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奸臣当权、文学传统不尽相同、统治集团排斥蜀士等。这些差异，形成了东西部文学的互补态势，增加了南宋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域对《西藏白话报》的再审视

20世纪初，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在英国对中国西藏虎视眈眈、中央政府推行治藏“新政”、西藏地方政局复杂化的背景下，在西藏拉萨创办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的汉、藏双文《西藏白话报》深受西藏地区各族同胞的欢迎。《西藏白话报》在倡导“反帝爱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倡导“通用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倡导“发展西藏”，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倡导“开通民智”， 形成西藏社会新风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

语录体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有的体制。它一般语句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录，不避俚俗，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刻划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并交待清楚事理的是非曲直。语录体常常采取点悟式的话语表述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大论的引申发挥，具有一种精炼简约、片言百意的表...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明清白话小说存在句中介行为动词考察

从《西游记》《醒世姻缘传》和《儒林外史》三部明清白话小说语料中共检索出行为动词中介存在句1535例，对进入其中充当中介B段的行为动词进行考察，并依据C段名词性成分与中介动词的语义关系的不同，把它们分成带受事、施事、当事和成事宾语四类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