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试论中国古代的“审出多门”

审判是司法运行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由于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各不同机关及皇权的审判,并从限制各机关权力、行政兼理司法、加强皇权以及权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思当今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历史贡献和内在矛盾

传统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文明,稳定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央集权君主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制度曾对中华文明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始终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也一直贯穿始终。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一次训斥

1949年9月的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给宣布下野后已移居到广州的蒋介石，约他单独就目前的局势谈话。李、蒋二人在二楼的会客厅落座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李宗仁的用意十分明显，蒋介石独裁专制数十年，已养成了一套“一言堂”的家长制作风，只有他颐指气使地拍案训斥别人，断无人敢对他疾言厉色训斥。     

关注民生必须抓住四个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尚书》上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它讲的这个民既有民体之民,而更多的则是封建专制的驭民之民,愚民之民。而如今党中央提倡的民本之民,则赋予了时代的内涵,是现代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