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宣与宋代君主个人意旨的传达

传宣是宋代君主通过宦官或其他臣僚，将个人意旨以口头形式传达给机构或个人的活动。君主个人意旨是在形式上刻意与宰相及外朝切割，表现君王“个人”的态度和意见。宋代传宣因应用场合和目的分为禁中传宣三司或各库务取索财务、传宣有司以处理政务以及传宣臣僚个人以表慰谕等三类。传宣取索十分频密，“君主个人”的身份因之介入到过多细务而影响了皇命的郑重与威严。传宣二府及有司的行政类传宣相对正式，与内批、御批、手诏等文书载体一同在日常行政中表达“中旨”。传宣的仪式是皇权的展现、君臣关系的再次确认。在抚问、赐予礼物等场景下，中使传宣本身就是皇帝对臣僚个人恩礼的重要表现。三类传宣名义上虽是口头传旨，实际上要么已经文书化，要么正在经历文书化。甚至在传宣之外更为自由的“密谕”都有文字留底。复杂繁密的宋代传宣制度，确实是为了准确表达君主个人意见、凸显君主个人形象，但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围绕皇帝个人展开的行政系统，而是在既有行政秩序中既合理借重君主个人形象、个人意旨，又不至于令其破坏日常行政秩序。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方鸿渐的“围城“命运详解

在专制社会中,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越是有真才实学,越是无能,越是无路可走.方鸿渐的"围城",正是历代正直、善良而有真才实学知识分子的"围城".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