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     

“时”的农业伦理学诠释

不违农时是中华民族对农业伦理的本初认知。时是中国农业伦理观的重要元素。时在农业伦理系统中演绎为时序、时段、时宜等符号,并最后升华为际会。时序表述农业生态系统的序的时间状态,有间断、延续和连缀,农业的时序社会趋同性形成节日。时段是表述某一时的区限内所发生的农业事件的片段,是农事的阶段,是新旧伦理观的演替过程。新的伦理观应包含旧伦理观的合理基因。时宜是农事的时间契合点,是农事活动效果的保证。际会表达事物在从发生到消亡这一过程中,与周围事物的相对坐标的契舍,是时、空、事件的三维耦合过程。际会常有而不常驻。中国农业时序可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与皇权社会及后工业化社会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农业时宜伦理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30年内匆忙走完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工业化道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热衷于GDP,农业伦理严重缺失。当前应聚焦生产与生态兼顾,尊重自然,持续发展,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伤痕。遵循农事活动的常态性原则、生态保护原则、农业地带性原则、服务市场原则等原则系列,在偿还巨额生态赤字的同时,建立符合后现代化社会需求的中国农业理论系统的全新时宜观。     

论汉魏六朝游艺赋中的礼文化及其政教内涵

汉魏六朝时期礼文化发展较快,五礼成为国家的礼仪制度,影响广泛。在此背景下,数量丰富的游艺赋表现出明显的礼文化特征,作者在创作中多侧重描写与游艺相关的礼义、规则、流程等,淡化其娱乐色彩,希图以此来强化皇权正统,塑造君子人格,宣扬德政理想,表现出文人虽身处乱世而积极回应与构建以礼为中心的精神空间的努力。由此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礼乐精神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和精神成长中的重要性,也可窥见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一隅,对唐代游艺赋的创作亦有直接影响,沉淀为游艺赋创作的一个文化传统。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敞开门来骂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在公众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那是要杀头的,所以旧时有一句民谚,叫“关起门来骂皇帝”,但也有不怕死的,当面骂皇帝,或者写打油诗、编排戏剧等方式来骂皇帝的。骂皇帝骂得最热火朝天的要数唐代和明代两个朝代。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