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新区域主义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

本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传统收益理论为基础,对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非传统收益进行了分析.拟建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可使中国和印度除了获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传统收益外,还能获得获取政治收益、发信号、增强谈判能力、提供保险、建立协调机制以及改善国家安全等非传统收益.     

从政治文化看联邦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必然性

联邦制度成功运转需要相应的条件.近代中国等级制政治文化以及宪政文化的缺乏等都不利于联邦制的确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应该理性地看待联邦制,在某些技术手段与一些原则方面可以学习和借鉴联邦制,以加强和改进中央集权.     

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理论述评

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及其"文化研究"的传统中,伊格尔顿是从词源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文化的。他试图从人类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艺术等方面去探求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突出其整体性,并赋予文化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社会的地域政治、民族和信仰冲突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及其"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是继续巩固并扩大在本地区的存在,为此它延续了冷战时期的联盟战略体系。由于国内经济建设、为缓解自身的崛起对区域内国家带来的压力以及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东亚战略主要包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全球主义战略、与区域内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大国战略以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地区主义战略,着眼点集中体现在承认而不是排斥美国在本地区的现实存在,通过开放性区域主义模式塑造东亚未来秩序,推动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启蒙道德本质上是一种权威主义道德,并造成了一种权威人格.他们由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运行过程、启蒙哲学的内在缺失、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三个方面揭示了权威主义道德形成的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应当通过发挥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破除权威主义道德和人格,形成人的自由独立人格.     

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解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

雷蒙德·威廉斯对于“文化”概念的追溯和考察为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雷蒙德·威廉斯批判了工业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和人性异化,从艺术和民主等视角阐述了文化如何去追求人性完美,并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分析中阐释了共同文化的形成.雷蒙德·威廉斯通过“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等范畴考察了“文化”概念的内涵形成,并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论断.雷蒙德·威廉斯强调了文化概念的批判性,使之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人性完美的一种尺度,拓宽了文化的内涵使之延伸到整个社会生活中.     

克罗齐与古典文类理论的终结

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的提出与摆脱包括文类规范、规则在内的概念主义泥淖关系紧密,艺术直觉品的特性、心灵活动四阶段说构成了对文类划分、文类等级、缺类现象、文类规则及“三一律”的否定式批判.文类概念经验层面的实践效用主要表现为:借助文类概念来采集、限制和管理实践中的直觉外射物;实践中的各类文学作品,可作为备忘刺激物服务于直觉品再造.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堪称康德美学的意大利修订版.克罗齐在西方文类理论史上显然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枢纽式人物,他以一种不免极端的姿态化喧嚣为虚无,彻底终结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最后气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论行政解释中的克制主义

克制主义本作为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中涉及到的新颖概念、分析工具和法律态度,旨在以此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随意而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对行政解释作扩大理解,并引入克制主义的法律立场来指导行政解释,进而有益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量刑的艺术——以量刑基准研究为视角

量刑规范化是刑事司法文明与公正的重要保障,而量刑基准以其对准确量刑独有的重要意义受到各国立法和实践的普遍关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围绕量刑基准问题,无论从量刑基准的概念、法律特性还是到确定方法等研究尚存较大的争议,而这些问题是量刑基准理论研究的实质核心,也是研究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