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能悠闲增长吗？——有效闲暇的新人力资本效应研究

在服务业比重显著提高的现代经济体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教育、医疗等传统投入,对闲暇时间中非正规教育的依赖亦日益增长。通过引入有效闲暇及其“玩中学效应”（Learning by Playing）,本文对上述现象进行了模型化构建,进而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扩展,更新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1995—2019年全球138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有效闲暇所引致的新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可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闲暇增加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路径：技术进步和生活质量提高带来的居民闲暇增加经过优化配置,能塑造新人力资本、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有效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RT-GAS Copula模型的经济金融行业非对称相依性及风险溢出研究

考虑到实体经济行业与金融行业间的相依关系存在杠杆效应,本文采用GJR门限结构将杠杆效应纳入包含高频信息的广义已实现自回归得分Copula(GRAS Copula)模型中,构建广义已实现门限自回归得分Copula(RT-GAS Copula)模型。利用RT-GAS Copula模型揭示实体经济行业与金融行业间时变相依关系对行业收益的非对称响应,并进一步分析经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的非对称性和时变特征。研究发现：各行业间的相依关系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某一行业收益的上涨和下跌对该行业与其他行业间时变相依关系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行业间的相依关系会受到国家调控政策和各类市场风险事件的影响;行业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存在非对称性,且会受到严重风险事件的影响。此外,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当行业间相依关系存在显著杠杆效应时,RT-GAS Copula模型的拟合和预测能力优于现有时变Copula模型。     

自由迁移、工资变化与产出提升

本文估计了迁移成本降低对我国宏观总产出和劳动者个体收入的影响,并考虑了劳动者选择效应及人力资本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当迁移成本降至0时,我国宏观总产出将提升18.41%;基于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影响,各区域劳动者工资变化幅度在-19.4%到16.5%之间,83.7%区域范围的劳动者工资受益于迁移成本降低,16.3%区域范围的劳动者工资会受损,总体来看收入越低的区域劳动者受益越多,部分高收入区域劳动者工资可能会受损。此外,如果忽视选择效应会低估迁移成本降低对总产出的影响。尽管自由迁移不会对每个区域劳动者收入产生正的收益,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劳动力自由迁移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的产出并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力度降低迁移成本、鼓励劳动力自由迁移,有利于稳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延续我国经济增长态势。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减少贫困发生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因此,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注重效率的提升,以保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人工智能发展、地区差异与就业影响

文章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大类,在地区划分的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实证分析了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及各分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发达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其在欠发达地区的促进效应;发达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其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抑制效应与对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的促进效应均大于欠发达地区。     

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区域一体化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既能直接促进共同富裕,也能通过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