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际关系理性化——读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贺雪峰先生所著《新乡土中国》,生动描绘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场景,让人有进入农村现场的感觉。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将农民作为鲜活的人来对待,真切关心农民过得如何,将来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清代土贡制度简论

土贡是传统时代皇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颇具研究价值.总体来看,清代土贡制度,适应了中国赋税制度从实物征收转向折银征收的趋势,折征比例较前代有较大增加.从贡物的品种与数量上看,也在明代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就贡制而言,进贡物品的品质标准、数量、运送、贡期乃至检查验收等均有定制,并体现了清代统治集团对东北土产的重视.从社会生活实际来看,清中叶后吏治的败坏,致贡制流弊滋生,增加了下层人民的负担.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的成书、内容与价值

范致明是北宋末年的一位六品官员和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岳阳任职时撰写的《岳阳风土记》,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极具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被称为"宋人风土书中的佳本"和"岳阳地方志第一书"。     

非物质文化视角的酉阳土司遗存

酉阳土司曾统辖今酉阳、黔江、彭水、秀山等地达800余年。期间,土家族、苗族人民创造并积淀了内容丰富的民族与地域文化。在这一区域内,现有2项文化遗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项文化遗产入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酉阳土司这一文化遗产,对推动渝东南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明代甘青土官制度实施原因刍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大都以西南土官为重点,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研究只限于简单的阐述.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自身的特征,它与明代西南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本文认为明代甘青地区之所以实施以流为主的“土流参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民族文化类型不同;二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治理程度明显不同;三是明初西北、西南地区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同.     

更正

（一）园土消毒大棚蔬菜由于连作次数多，一般病害较为严重，应用化学药剂进行园土消毒，可以杀来赖土壤传播病害的病菌，降低发病率，每平方米床土可注入3-5克多菌灵或300克滇化甲醇灭菌。（二）双层保温即在大棚内加盐地膜或设置小拱棚，可收到良好效果。     

简论云南彝族土掌房的文化内涵——写在云南石屏县麻栗树村土掌房调研之后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作为云南红土高原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仅勤劳、勇敢、智慧,而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土掌房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本文从彝族土掌房的历史渊源、选址、建筑风格等层面,浅论彝族土掌房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荒野中的和解——评蒂姆·温顿的《土乐》

荒野场景屡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蒂姆·温顿的创作中。通过分析《土乐》中的荒野叙事,文章阐释了《土乐》中荒野的深刻意义。首先,荒野中蕴含着种族间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利于促成种族间的和解;其次,荒野中人类恢复了自然界普通一员的身份,人与野生生物之间有机会亲密互动和形成亲情关系,即荒野可以消解人类和自然疏离的异化关系,重建和谐生态关系,实现物种间的和解;再次,荒野是医治个人创伤的精神家园,主人公在荒野中实现了与自我和解。此外,将人物置身于荒野,有利于构建澳洲白人与土地的关系,使其摆脱无根状态并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塑造鲜明的民族身份。     

湖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土地城镇化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二者互促共进、有机结合。通过采用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对山东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2006～2015年间,山东省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整体上处于失调状态;从区域角度来看,半岛地区、鲁西北、鲁西南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鲁中地区土地城镇化则滞后于人口城镇化,二者失调的状态区域差异特征也非常显著。两者失调主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超前而人口城镇化滞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城镇化融资的财税激励,城镇化扩张的土地财政依赖,城镇化投资的晋升激励,是土地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影响因素;而二元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福利支出责任的抵触情绪,农村家庭和农民个人因素的影响则是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的关键因素。确保进城农民迁徙自由化;推进农民土地财产物权化;健全市民化资金挂钩机制;提高公共服务化供给水平是促进山东省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